摘要:
山间洼地里，走出三三两两土里刨食的汉子。懒洋洋的步态，懒洋洋的季节，心也是懒洋洋的。村庄上空冒起缕缕炊烟，庄稼秸秆燃烧的气味有些特别，闻一闻就有些庄户味儿。街巷里就窜出一条狗，墙角根撂起一条瘸腿撒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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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麻麻亮，景藩老汉站在大队会计冯三门家的门楼下面，连续叩着街门上的铁环儿。院里传来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门开了。三十七八岁的会计冯三门，粘着眼屎的眼睛很不愿意地瞅着打搅了他的睡眠的人，懒洋洋地结着纽扣。景藩全当没有看见三门眼里的神色，亲热地拍拍会计的肩膀，讨好地笑笑：“快，给叔帮忙办点事。”“弄啥？”会计翻一下白眼仁，冷漠地问。景藩老汉不计较老部下对他表示的厌烦神气。他当支书，生产大队不准设立秘书，会计实际上代替了这种角色。他文化低，凭会计三门代笔代言。多年来，三门是冯家滩没有脱产的脱产干部，一身干部装束，偏分头，细指头上熏染着纸烟的黄垢。土地和牲畜下户了，三门失去了能写会算的特长在冯家滩村民中的优越位置，一当走进田地里作务起庄稼来，就不大为众人所敬重了。农业技术太“老外”了，而且吃不得苦，龇牙咧嘴的苦相惹人讪笑。老汉明白，三门过去处处巴结讨好他，那是为了保住自己坐办公室避免晒太阳的优越位置，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他现在要求三门办事，愈加耐心地哄劝说：“走，咱到办公室说。”他听见会计的女人在炕上恶声恶气地喝斥娃娃，便没有进屋，拉着三门的袖子就往门外走。“担水！”女人在屋里喊。这女人真不是东西！景藩老汉在心里骂。三门过去给队里一天干不了两个钟头的差事，挣得和支书、大队长同等劳动日，一天三顿给婆娘做饭，迟早看见他手里引着娃娃。现时虽然土地下户了，会计的职务还在嘛！一月还给他补助十块钱哩！写个便条能用多长时间，会耽搁你家做饭用水吗？你自个长得腰粗腿壮，挑不来一担水吗？明明是给景藩老汉难看哩嘛！虽然这样想，老汉还是用不计较妇道人家短见识的宽容态度解释说：“只是叫三门盖个章子，来回用不了一袋烟时光……”“好支书哩！人家现时都忙着扑着干哩，他一天尽是效闲劳！”女人在窗户里说，口气虽然和缓了，怨气却加重了，“现时谁管谁呀？农业社垮台了，单干了，各家创各家的家业哩……”景藩老汉拖着三门就走。他不敢再和这个利益受到损失而对现行政策明显不满的女人纠缠，老汉自己对农业政策的重大变化不理解，但他和她不一样，她的男人在队里沾不上光了，她纯粹是想着个人利益的损失。他却是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第一个加入党的老党员，对党的指示和政策，从来不会当众顶撞，哪怕个人一时想不通，仍然先照办执行。他对这个女人能说什么呢？他是来找三门办重要事情，不是和这个麻达婆娘讨论责任制是不是单干的问题。好在那女人没有再使性子坚持要会计男人去担水，正好躲开完事。“弄啥？你说吧。”三门拧开水笔，冷冷地问，他现在有什么必要象过去那样讨好实际上也已失去了权威的党支书呢？“快说呀，我还忙呢……”“你先抽根烟。”景藩老汉从腰里掏出一包纸烟，撕开金箔，抽出一支，递给会计。三门斜里翻起白眼，开始探究老支书反常的慷慨举动，除了腰里别着的那根旱烟袋儿，他可是从来不接别人奉献的纸烟，更不会给别人递上这种机制的白皮烟卷的。“给咱写张证明。”景藩老汉说，“马驹……”“哈呀！”三门从椅子上站起，惊奇地睁大着眼睛，“老支书，没看出，你在暗里鼓这大劲，弄下这样的好事……”“悄声点，甭嚷嚷得人听见。事情还没办实在哩！”景藩担心地说，却是喜悠悠的口气。“写这证明，没麻达！给你保密，也没麻达！”三门爽快地说，眼里现出馋相，“唔……马驹出去工作了，你老叔也给自己找下落脚点了，你一家有父子俩挣钱了。你想没想老侄儿？瞎好跟你在冯家滩拉马坠镫十多年，你屁股一拍走了，把老侄儿撂下不管了……”景藩老汉尴尬地笑着，没有料到三门会说出这样的话。“老叔哎！”三门亲切地叫，恢复了惯常的那种对上级领导人的巴结的喜眉笑眼，恳求说，“你和县上、公社的头头们熟悉，给我说说情，找个差使。任啥工作，咱不是吹，凭咱这水平，著书立说不行，应付一般工作，没一点点儿麻达！财会、文书也行，采买推销也行，县办社办单位，咱都不嫌弃！老侄儿如今只是难受，肚里装的墨水没用场咧……”“行行行！”一任三门自吹自擂，景藩老汉只是点头，满口应承，“我一定在心，给你联系。”三门重新拧开水笔，歪着头流水般写着，故意摆出一副好写家的架式。写完，他扬起头给老支书念道：“县饮食公司负责同志：经本大队管委会研究，同意本大队社员冯建华同志到你处工作，合同由本人与你们直接签订。该同志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复员转业军人，一贯表现积极，作风正派，自觉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工作吃苦耐劳。特此证明。河西公社冯家滩大队管理委员会，一九……”景藩老汉满心欢喜地听着，真是佩服了。懒人自有懒本领，别人代替不了嘛！他叮嘱说：“暂时先甭跟谁说，免得乱嚷嚷。记住！”“放心。要紧话进了我的耳朵，跟锁进保险柜一样。”三门豁达地说，“你也甭忘了，老侄对你的指望……”景藩老汉把证明信折迭好，装进口袋，走出大队办公室，注意收敛一下可能外露在脸上的喜悦，端直走过街巷，进了自家小院，轻轻舒了一口气。他站在厦屋外的台阶上，从敞开的窗户里，看见儿子马驹还在睡着。想到儿子昨日进山买牛，晚上又歇得迟，就决定不叫醒他。好好睡一觉吧，老子给你到公社去办手续。景藩用眼神告知迎上前来的老伴：一切顺利，甭操心。“马驹睡醒来了，你再跟他说一说。”景藩郑重地叮嘱老伴说。咋日黑夜儿子对合同工表现出的冷谈情绪，一直使他心里不大踏实；马驹没有说不愿意，可也没有他所想象的年轻人有机会到外部世界去工作时的狂喜劲头。他担心，万一在关键时刻儿子爆个冷门，他会气死的。他神情庄重地给老伴说：“我到公社盖章去。你跟他拿结实话开导，叫他再甭牵扯三队砖场牛场的啥事了。甭象他老子当年把路走错了。一步路，定他一辈子的秤……”“噢！知道。”老伴点点头，领会了老汉的意图。她同情老汉，也很关心儿子的前途大事：“等娃醒来，我跟他说。”景藩老汉推出自行车。车子太旧了，一走动就浑身乱响。他怕惊醒儿子，提起车子走过小院，在街门口才放下来。跨上车子之前，他仍然很不放心地瞅一眼儿子住着的厦屋的窗户，心里说，老子给你跑腿办事，为了你的前程啊！你知道做老子的心不？油毛毡搭顶的制砖机房里，传出马达的皮带有节奏的噼啪声。平场上堆起一摞一摞新砖，几个小伙子拉着装满红色砖头的架子车，从砖窑里鱼贯而出。“砖的成色不赖！”景藩老远瞅见，自言自语说。他忽然想到，公社机关现在也实行八点钟上班制度，不象学大寨年头日夜值班；五月天明得早，现在充其量不过六点钟，赶到公社也是找不见办公室的人喀。利用这个时间，跟德宽谈谈吧，看看马驹昨晚给他交代队里的手续了没有。自己也该给德宽招呼一下，千万甭拉扯马驹的后腿。“德宽——”景藩老汉把自行车撑在公路边上，走上塄坎，站在砖场边上，老远里呼喊一声，招招手，再不往前走了——那儿人多，说话不便。德宽急急地走过来，搓着沾满泥污的手，笑眯眯的眼睛告诉景藩老汉，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吧。“出窑咧？”景藩老汉表示关心地问。“出咧！”德宽实心实意地向领导汇报。“砖的成色不赖！”景藩赞赏地说。“还好。”德宽舒心地笑着，“我真怕头一窑……”景藩担心德宽一说起窑场的事来，可能就没个长短，忙截住他的话头，问：“昨晚你见马驹来没？”“见来。先在饲养场，后在砖场，整整一夜都在一搭。”德宽说。＼“他没跟你说啥事吗？”景藩心里起疑问了，儿子大概没有给德宽交代手续。“说的事多。”德宽不知底里，随口说，“选定饲养员的问题，队里借款支持社员买塑料膜儿，覆盖棉田……乱七八糟的事。你要问啥事呢？”看着德宽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这些事情，一如既往的笑眯眯的神情，景藩老汉心里断定，马驹准是还没有把自己要离开三队出去工作的事给德宽说明哩！他们三个接管三队的工作，表了决心，“击了掌”，党支书听过他们的汇报。现在马驹要离开冯家滩，德宽心里能安然吗？不会的，既然儿子没有给德宽说明，现在由他来说破这件事，可能比儿子更好开口，他是长辈，又是上级，德宽能不听从吗？“县上抽调马驹去工作。”景藩老汉干咳两声，终于选择好了说话的方式，用完全是行政公事的口吻，把自谋的职业说成是上级抽调，就具有不可违逆的意味了，“你把三队的工作，暂时管起来。”永远是稳诚厚道、温和平静的微笑，迅即从中年副队长兼砖场场长胖胖的脸上消失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怎能……挑起这一摊子……”“先让马驹去上班。”德宽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事，景藩毫不动摇，用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态度说，“三队的干部班子，大队出面安排，你放心。”德宽笑不出来了，满是忧愁的眼睛，漫无目的地瞅着青葱葱的小河川道。他原以为党支书关心三队窑场头一窑产品的质量，不过说几句话，自己还得赶回砖机上去呢。老天爷，马驹走了，三队铺展开的这一摊子工作，怎么办呢？凭自个能顾得住吗？看看老叔跟他说话时强硬的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宽厚的砖场场长闭了嘴，扭开脸，难受地从腰里摸出短管烟袋来。“德宽，听叔说……”景藩老汉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态度太生硬了，有点过火了，就缓和下来，声音变得委婉恳切了，“机会难得呀！关于马驹一辈子的前程……你是明白人，叔不用说，你也能掂出轻重的……”德宽茫然地点点头。他被这突兀的消息弄得心神慌乱，没了主意。听了老支书这样委婉的几句话，心头活转过来了。是嘛！农村青年，谁不想到冯家滩以外的广阔世界里去闯一闯，找一个理想的国家单位的工作干一干呢？这的确是关于马驹一生的大事，自己怎能说出拦阻马驹的话，过后让马驹怨他，让老叔恨他？德宽毕竟是德宽，理智、宽厚的明白人，就诚诚恳恳地给老支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叔，你放心。马驹兄弟有了工作，这是好事，我也高兴。三队虽然离不得他，这是小事……马驹兄弟的前途是大事。这个我明白……不会拉扯住马驹兄弟的……”“我知道你是好人喀！”景藩老汉心情舒坦地笑了，“三队的事，有我哩！马驹走了，我负责安顿三队干部班子，绝不会把你的手压到磨盘下……”德宽苦笑一下，从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粘下的土屑，懒洋洋地朝砖机那边走去。景藩看着这个刚才还为砖场的胜利兴头十足的汉子，一下子没了精神，忽然同情起这个好人来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能眼看着儿子接着自己的脚步，再把脚伸进冯家滩这个泥沼里。他转过身，跳下土坎，推起自行车，又毫不动摇地跨上车子，上了公路。“景藩同志，我想让马驹主持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哩！因为有这个打算，我才考虑让你退下来，到公社奶牛场去。”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听完景藩老汉的申述，四方脸盘上有点为难的神色，直截了当地说，“你把马驹支使走了，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咋办呢？”“要是一时找不下合适的年轻人，我先撑着。”景藩老汉坚定不移地说。他知道，这阵儿绝对不能松口，脸上虽然强装着笑容，态度却更坚定：“我去不去奶牛场，关系不大！”“老同志，甭急。一个合同工嘛，让我们一个得力的大队干部去干，划算不划算呢？”王书记摊开手，比划着，企图说服急于把儿子塞进汽车驾驶室的老支书，“一个合同工，一个司机，好找！一个好干部，可真是不好发现培养哩……”景藩老汉看着王书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知道他为冯家滩大队新的干部人选在伤脑筋。你越是强调好的农村干部不容易培养，他就越是急于把儿子从冯家滩弄出去，一旦把腿伸进这个泥沼再要拔出来就难了。他的脑子十分清醒：决不能松口！便回答说：“合同是临时的，有了机会就能转正。”“转正……不那么容易吧？”王书记表示怀疑，“单是城镇青年，也是以参加集体性质的企业为主，农村户口的青年，要转办正式工人，不好办哩！”“人说，复转军人当中的困难户，国家照顾哩！”景藩老汉说，“咱……困难得很呀！”王书记不再劝解了。看景藩老汉那么固执，把话再说得硬些，可能要伤这位老同志的感情哩。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同志的状况，他是清楚不过的：身体欠佳了，思想也难以适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农村工作。老汉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看成是对合作化的否定；把责任制总是叫成分田单干，那不仅仅是口语上的失误。这种思想状态，不是冯景藩老汉一个人的特殊反应，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一批“老土改”，大部如此。他想在冯家滩把老支书换下来，安置到适宜他工作的某个社办单位去，拿一份虽然不高、却可以保证老汉晚年生活的薪金，革命不能无情无义啊！现在，老汉坚持要把儿子弄出去当合同工，公社书记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想想之后，忽然问：“马驹自己愿意去吗？”“愿意。”冯景藩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在部队时学会开车技术。他爱开汽车……”“那好。马驹愿意去开汽车，就去吧！”王书记作出决定了。凭着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他深知一条：把那些根本不安心农村工作的青年勉强留下来，没有一个能把国家和众人的事情办好。他畅快地告诉老汉：“你到办公室去盖章吧！就说我同意马驹走……”“好。”景藩老汉放心地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在冯家滩暂时撑着。奶牛场……去不去……没啥……”“你还是去奶牛场。”王书记盯着老支书说，“按咱们原定的意见，不变。我已经给奶牛场打过招呼了。”景藩老汉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低头走出王书记挂着竹帘的房门，来到熟悉的公社院子里。解放前，这儿原是河西村的一座庙堂。解放后，泥像被搬掉了，门口挂上了河西乡人民政府的木牌。景藩老汉的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佛爷殿”里举行的；被搬走佛像的墙壁上，挂着镰刀锤子图案的党旗，他曾经和河西乡第一批加入党的庄稼汉子们庄严地举起攥紧的拳头……他走在已经扩大了住宅面积的公社大院子里，心里很不自在：王书记分明在为冯家滩大队党支部的后继人选发愁，为什么却不同意让景藩老汉暂时撑住局面的意见呢，唔呀！在中共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的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把他看成是一个累赘了呢？真是令人寒心哪！想当年，冯景藩在冯家滩办起河西乡第一个试点社的时光，乡上县上领导们嘴里喊着他的名字的声音，够多亲切！你王书记调来河西公社才几年？你知道冯景藩为了办农业社熬过多少心血？你知道冯景藩在三年困难时期领着社员大战小河滩的壮举吗？你知道冯景藩从县里乡里领回去多少奖旗锦标吗？你知道中共冯家滩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挨打受骂的委屈吗？你知道冯支书挂着木牌被斗争了七七四十九回而没有叛党的情况吗？冯家滩生产搞不上去，怪他还是怪“四人帮”呢？……冯景藩走过院子，心里好恓惶！老了，成了让王书记嫌弃的累赘了！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在冯家滩去撑那个局面呢？走到办公室的门口，老汉从腰里掏出会计冯三门写下的介绍信，毫不踌躇地走进门去……
进入伏天以后，双水村和它周围的山野，看起来已不再荒凉。沟道里和山峁上，到处都有了深深浅浅的绿色。这里不久前曾落过半锄雨，暂时还可以抵挡一下阳光烈火般的烤晒。可怜的东拉河，眼下又瘦得象一根细麻绳，只是还没有断流，悄无声息地淌过八月的村庄。
金家湾和田家圪崂两处生产队的禾场上，分别立着几堆鲜黄的新麦秸。这说明少得可怜的夏田作物已经碾打完毕。可以想来，每家分走的那点麦子，简直不够填牙缝。谁都知道白面细粮好吃。可是谁又指望吃夏呢？黄土高原山区的庄稼人，主要靠吃秋。眼下，秋庄稼还没有结籽粒，夏粮几乎等于没有，人们的生活仍处于危机之中。
但不论怎样，到这季节，庄稼人心里就不再那么恐慌；即是没什么五谷，自留地的瓜瓜菜菜已经可以填肚子了。
我们的双水村还是双水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从本书第一部结束到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年轻的母亲们又给我们带来了六七个小生命；但还没有什么人谢世。唯一令人瞩目的是，一九七七年秋冬之间经过那场风波在哭咽河上修起的大坝，已经被山洪从中央豁开了一个大缺口，完全垮掉了。这意味着当年那几万斤高粱，无数个劳动日和“半脑壳”田二的一条人命，都统统付之东流。大坝落成后，孙玉亭曾出主意在坝面上用镢头雕刻了毛主席的两句诗词：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玉亭当时解释说，刻这两句诗最恰当，因为大坝旁边的神仙山就是神女变的。现在，烂坝大豁口的两边，只剩下了“高峡”和“无恙”四个字，似乎是专门留下来嘲笑福堂和玉亭两个人的。幸亏当时洪水是一点一点把大坝拉破的；否则，金家湾的半个村舍和哭咽河口对面田家圪崂的许多人家恐怕都让洪水卷走了。
这个坝的垮掉对田福堂的打击是沉重的。他那股大干一番事业的劲头明显地跌落了下来。同时，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也使这个盲目而自信的农村政治家吃了一惊又吃一惊。当年他曾以大寨和永贵同志为榜样，可现在这两个农村的样板渐渐都销声匿迹了；而且玉亭还告诉他，三月份昔阳县委在报纸上都公开做了检查。又据石圪节公社主任徐治功说，县上已经把“农业学大寨办公室”也撒销了。哈呀，连大寨都不学了？这正如田二活着时说的那样：世事要变了！世事看来的确要变了。春节前后，中央发出通知，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摘了，而且他们的子女入学、参军、招工招干和入党入团，一律不受影响。这不是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看，把金光亮几家地主成份的人高兴成了啥了！走路都能得唱“道情”哩！
再看看！现在到处的集市都开放了——这实际上是把黑市变在了合法的。有的人还跑起了长途贩运，这和投机倒把有什么两样？最使人想不通的是一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还有什么权？现在这两级领导都怨气冲天，跹蹴下不工作了——工作啥哩？一切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嘛！唉，这社会已经全乱套了，竟然提倡人发家致富哩！毛主席老人家生前一贯爱穷人，而今却爱起了富人……田福堂在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面前，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个傻瓜。他越来越摸不着头脑了。他的助手孙玉亭每天都要往他家跑一次，惊慌地告诉他报纸上又有了什么新的政策和做法。看来这大变化还在后面哩！本来，田福堂以为眼下这是什么人一时的胡闹，过一段时间就要纠正——那当然又会有一些人犯路线错误。他甚至预见过这种“胡闹”不会超过半年。可现在不仅没有纠正的迹象，反而却越来越远了……在田福堂对眼前的变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更大的冲击就直接来到了农村——上面已经派人下来搞生产责任制了！孙少安去年要搞而没有搞成的事，现在竟然要在农村普遍实行！听说这政策是他那个升了官的弟弟田福军鼓弄的。福堂在心里说：福军，你新官上任三把火，乱烧一通，迟早要犯大错误呀！
麦收之后不久的一天，石圪节公社就派武装专干杨高虎到双水村来，帮助他们搞生产责任制。听说每个村子都去了干部。不过，高虎到他们村说，根据县上的精神，搞生产责任制不是硬行的；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由大队自己定。
杨高虎把这个“主要精神”给大队党支部传达后，也就不管了，拿着枪整天到山里去跑着打野鸡。
大队党支部开了一晚上会，决定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除过支委兼大队会计田海民外，其余四个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奇妙的是，田福堂、孙玉亭、金俊山和金俊武，四个人尽管个人之间有矛盾和冲突，但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当然，他们的“一致”性质上有区别；田福堂和孙玉亭是坚决反对搞；金俊山和金俊武是怕犯错误而不敢搞。田海民一个人表示最好由社员自己讨论决定搞不搞——他的意见另外四个不予理睬，等于没说。
但是，双水村第一生产队的正副队长孙少安和田福高，却没把大队党支部的决定当一回事，吵闹着要在一队搞生产责任组了！本来他们去年就要搞，后来被上级领导压制了。现在既然上面说能搞。大队党支部怎么可能再压住呢？
哈呀，孙少安这小子公然不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决定，简直无法无天了！
可是，在耕翻麦地前，田福堂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在的一队“乱”了……
那些天里，整个田家圪崂处在一种纷乱的激动之中，在田福堂的记忆里，这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合作化时出现过。看吧，天一黑，人们把饭碗一撂，鞋底子掼得山响，就纷纷涌到一队的饲养室，吵嚷大半个夜晚。
一切很快被确定了下来。
正式分组的那晚上，副队长田福高终究是同族人，专意客气上门来把田福堂也请去了。福堂尽管一肚子不舒服，也只好一脸丧气去了饲养室。他不去不行，因为他自己也是一队的成员。
田福堂压抑不住痛苦，一开始就极没修养地和队长孙少安没头没脑混吵了一架，然后甩手走了。是的，他太痛苦了。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怀着多么热烈的感情把这些左邻右舍拢合在一起；他做梦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家又散伙了。随着集体的散伙，他的精神也七零八碎了！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也没有能力拒挡这个潮流。
是的，尽管他拂袖而去，田家圪崂的生产责任组照样划分开了！
当然，一队也总不能把田福堂甩下不管，得让他加入到某个责任组去。
可责任组又是自愿结合，没有哪个组愿意要党支书！要田书记等于要一个负担——他常不是开会，就是“做工作”，一年四季劳动不了几天。
啊啊！以前人们谁敢想象，堂堂的田福堂，竟然能被冷落到如此地步！
谁也没有注意，那晚上田福堂的儿子润生也来参加会。他父亲甩手走后，这个瘦弱的青年没有走。他最后看没有人愿意要他爸，就把孙少安和田海民拉到一边，恳求说：“我们家能不能和海民哥一个组呢？你们不要计较我爸，他年纪大了，又是老脑筋。你们就把我看成是我们家的主事人。我爸气管有病，劳动可能不行。但我自己不教书了，准备到责任组劳动呀……”
孙少安和田海民有点惊讶地听完润生的话。他们没注意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娃娃，已经成了一个大人——一茬又一茬的男人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严峻的生活舞台。
在这个诚恳的青年面前，两个已经成熟的庄稼人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此刻，他们大概就能想起，当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有了成人的参与意识，庄严地面对着生活的挑战。这样的青年理所应当值得尊重。
少安立刻劝说海民将润生一家接受到他的组里。海民同意了。不管怎样，不能把支书丢下不管；再说，润生这么恳求，他不好伤这娃娃的脸——自家吃亏就吃亏吧！
海民虽然同意了，但说他还要和他爸和组里其他几家人商量一下。
撂在空摊上没人要的还有我们的玉亭同志。不过，他即是纯粹的累赘，少安也不会把二爸拒之门外的——他只能把他收留在自己的组内。玉亭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就放心地攻击这“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知道侄儿最终还得要他。
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双水村的第一生产队就化成了十几个责任组。一般一个组四五户人家。都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大都是父子或亲近的门中人在一块。生产队的土地、牲畜和农具等，一律打成上、中、下三等，按各组户数、劳力和人口分配开来，实行以组核算。
在饲养室田万江老汉的窑洞里各组组长象占卜般紧张地抓完纸蛋后，众人就先后拿起绳索丈量麦地了。麦地一分开，马上又分秋田。秋田在分配时，另外考虑了各块地今年庄稼的长势。牲畜由干棚圈方面的困难，这半年仍将由田万江统一喂养——万江老汉这半年被“提拔”到了民办教师的位置上，参予所有责任组的分配……双水村一队的责任制组并不是个例外。与此同时，黄原各地的农村生产责任制都铺排开了。当然，地、县、社、队各级领导，既有积极支持和投身于这变革浪潮的人，也有不少人处在不理解甚至反对的状态中。有的同一级领导中，往往给下级发出了相互矛盾或对立的指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黄原行署号召全区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地委管辖的《黄原报》却接二连三发表评论员文章，对责任制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是一个混乱的非常时期。群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了眼下的形势：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些顶门杠！
正因为这样，本年度下半年全地区出现了各种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情况真是五花八门！比如石圪节公社东拉河流域的四个村庄，罐子村全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双水村半个村实行了生产责任组；下山村干脆包产到户了；而公社所在地石圪节大队却仍然坚持他们的大集体生产方式……在双水村田家圪崂一队生产责任组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金家湾那边的二队却按兵不动。这当然是有原因的。金家湾这面的人中农以上成份的居多，合作化时他们不积极，许多人因此被收拾得多年抬不起头。现在又要把集体往开分，他们一时鼓不起这种勇气。当年因为对集体化不积极而受到的批判，仍然记忆犹新；现在怎么敢贸然把集体弄散伙呢？
不过，说实话，金家湾许多人的心都被田家圪崂分队分乱了。他们激动地注视着东拉河对岸所发生的一切。他们心里盘算：如果一队的责任组成为事实而存在下去，不久他们也许就能步其后尘了。
紧接着时令就到了耕翻麦田的时候，金家湾的人看见，田家圪崂那面的人象发了疯似的，起早贪黑，不光把麦田比往年多耕了一遍，还把集体多年荒芜了的地畔地楞全部拿镢头挖过，将肥土刮在地里。麦田整得像棉花包一般松软，边畔刮得像狗舔得一般干净。哈呀，这些家伙是种地哩还是绣花哩？瞧，所有的秋田不仅锄了三遍草，还又多施了一次化肥！不得了！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几年，田家圪崂许多人家要发得流油呀！金家湾的人眼发红，手发痒，心里象钻进去了许多毛毛虫……
往日吵吵闹闹的田家圪崂，现在一整天鸦雀无声，再也看不见什么闲散人，甚至连女人和娃娃都到地里拼命去了。
可是田福堂却关住门，一整天躺在土炕上不起来。他不时地闻纸烟，闻罢后又咳嗽老半天。他难受，从内心深处说，他难受的不仅是集体被弄散伙了，而最主要的是，集体散伙了，他田福堂怎么办？”
是呀，多少年了，他靠集体活得舒心爽气，家业发达。他能不热爱集体吗？没有了集体，也就没有了他田福堂的好日子；他的命运和集体息息相关。如今让他也上山握老镢把吗？他已经多年不摸劳动工具；况且这把干骨头，又有气管炎，怎么能一年四季山里土洼里下呢？
在土炕上躺了几天以后，田福堂实在憋闷得不行，就一个人起身到石圪节去赶集散心。走到石圪节街上，田福堂看见集市也和往年大不一样了，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的东西和那么多不三不四的生意人！年轻人穿着喇叭裤，个把小伙子头发留得象马鬃一般长。年轻女人的头发都用“电打”了，卷得象个绵羊尾巴。瞧，胡得禄和王彩娥开的夫妻理发店，“电打”头发的妇女排队都排到了半街道上……田福堂心事重重地在街道上溜达了几圈后，就想到公社去和徐治功拉阵闲话。白明川提拔到县上后，徐治功就成了石圪节的一把手。
他到公社时，徐主任正和一个干部蹲在院子的凉崖根下下象棋。杨高虎端个洗脸盆，在灶房门口拔野鸡毛。不知哪个窑洞里，传出来吼雷一般的鼾声。
公社里从来没有象如今这样消闲啊！
田福堂蹲在徐治功旁边，一边看下棋，一边问治功：“你们怎不下乡搞责任制呢？”徐治功一步将对手“将”死后，引着田福堂一边往办公窑走，一边说：“现在不是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吗？公社还有屁事可干？上面说责任制搞也可以，不搞也可以。那就让农民自己看着去办吧！反正搞好搞坏，和公社球不相干……这你比我清楚！这都是你弟弟的政策嘛！”
田福堂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他在治功的办公窑里支吾着应付了几句，喝了一杯茶，就又告辞出来了。
田福堂本来是到石圪节散心的，没想到越散心越烦。治功刚才提起了他弟弟，使他忍不住又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她现在也调到黄原去工作了。他是半年前才知道女儿和女婿的关系糟糕透顶。老天！为什么家事国事都这么不顺心呢？
赶集回来，吃罢晚饭，田福堂又一个人来到中窑里，仰靠在被垛上闭住眼休息。胡盘乱算一天，也够熬人的。正在他闭目养神的时候，润生进来了。
儿子立在脚地上，犹豫了一下，对他说：“爸，我下半年不准备教书了。”
“为什么？”田福堂直起身子问。
“我到责任组劳动呀！”
“胡闹啥哩！好好当你的教师！”田福堂生气地说。“爸，农村眼见要分开种庄稼呀，这学校怎个办也说不来了，还不如现在就不教这书哩……”
“只要能教一天，你也要教呀！”
“爸爸，我已经想过了，现在生产队一分开，咱们家没有劳力不行。你身体不好，不能上山。我准备劳动呀！爸爸，你放心，我肯定能养活了你和我妈。再说，我要是参加了劳动，村里人就看不上你的笑话了。我以前没劳动过，但慢慢就会习惯的。我明天就准备到海民哥的组里去出山……”田福堂眼眶里旋转着泪水，声音沙哑地对儿子说：“爸爸舍不得让你去受苦！听爸爸的话，还去教你的书；爸爸准备出山呀！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病，能劳动哩……”“主意我已经拿定了，下半年我不再去学校！”润生说完就转身出去了。
儿子刚一走，坚强的田福堂趔趄着身子关住门，然后一头扑倒在土炕上的被堆里，咧开嘴无声地哭了……
山间洼地里，走出三三两两土里刨食的汉子。懒洋洋的步态，懒洋洋的季节，心也是懒洋洋的。村庄上空冒起缕缕炊烟，庄稼秸秆燃烧的气味有些特别，闻一闻就有些庄户味儿。街巷里就窜出一条狗，墙角根撂起一条瘸腿撒尿，不害臊！
山脚炊烟直，山头红日圆。日子清淡得很，清汤寡水没滋味。于是就盼着弄出点响动来。哪怕是谁家两口子打穷仗吵闲嘴，也能凑凑热闹传传话头。闲散季节，身子能闲起，心不能闲起。忽然间街筒歪歪斜斜飞进一辆破脚踏车，车上的小子毛头毛脑，衣衫不整一脸的虚汗。也顾不得擦，一溜歪斜进了村办公大院。就惊起一只公鸡扑棱棱上房。鸡公见是熟悉的村会计，便又放松了警惕，迈起方步，偷眼看邻院那几只漂亮的母鸡去了。
屋里仨汉子全是官。一官二官加毛头毛脑的刚进门的会计。“嘿，早知是这要紧的会，说什么咱俩也得去一个，叫田会计这毛楞小子去，弄不明白嘛！”一把手事后诸葛亮地跺一老脚。“正是这话！”，二把手大钢镚是生产大队长，人称“大钢镚”，说话办事干巴脆，他正用带血丝的眼盯着田会计审问：“你光说运动名称叫‘四清’都清什么哪？传错了指示有你好看！”
天地良心，怎会听差呢！田会计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差俩月小学没毕业，能连个会议精神带不回来？这时候，一把手张春礼朝钢镚摆摆手，说：“田会计再迷糊也不敢把这天大事当儿戏。看样子又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从这往上数，哪次运动咱不脱层皮？四清，来头不小哪！”钢镚泼口发牢骚：“娘个腿，一头苞米绒儿，一身庄稼臭汗，爱咋弄咋弄，怕个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