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锋相对的摩擦，他们慢慢地试图从传统所圈定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的土地上另外寻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的追求来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的传统，一种是“启蒙的文学”，另一种则是“文学的启蒙”1.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它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尽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散文、小说，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投入了维护与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但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文学史上，仅仅以描写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现出来的陈奂生系列、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在较充分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也同样出色地描写了乡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在这一创作思潮中有意识地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对乡土小说有过理论阐释，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意思2
，但他自己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倒是体现出他所要追求的“乡土小说”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3
，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艺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说都以描写抗日爆发前夕的运河边上农村生活为背景，着重渲染的是农家生活传奇，俊男俊女恩爱夫妻，一诺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结局也总是“抗日加大团圆”。
这样的故事传奇自然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而且内容结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和艺术因素，可读性强，在大众读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在农村会受到欢迎。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他歌颂的人情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道德的善良和情义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是侠骨柔肠，重情重义，既描画了民间人情美的极致，也显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这一创作思潮中另一个重要流派是“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4
这些论述对有些作家的创作是合适的，尤其是邓友梅和冯骥才的小说，他们笔下的民俗风情可以说都是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既是已经“消失”，就自然有被历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写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头的种种遭遇，如盗卖古玩、买稿骗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动，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识地写出了一种文化的没落。出于现实环境的要求，作家有时在小说里虚构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将民间艺人与民间英雄联系起来，如《烟壶》里，这种旧民间工艺与传统的做人道德结合为一体，还发出一种类似铜绿铁锈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侠的小说，对傻二辫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经固然游戏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亲对他的临终忠告以及他随时代而变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由于这些作品描写民俗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才会有“俯视”的叙事视角来对民俗本身进行反思。也有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的、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5
0年代就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小巷深处》这样有独创性的小说，文革后他创作了《美食家》、《井》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尤其是《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历次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日益粗鄙的外部环境与基层当权者内在狭隘的阶级报复心理，使有着悠久传统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时真正的民间社会却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这种俗文化的精髓。小说叙事者是个对食文化、对老吃客都有着严重偏见的“当权者”，由这样的角色叙述苏州民俗的美食文化很难说称职，但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却有着警世的意义。林斤澜是浙江温州人，他的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迅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局面，但温州的经济模式是否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设理想，在学术领域一向是有争议的，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以家乡人和家乡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写出了别有风味的文化小说。汪曾祺本人的小说创作特点与上述作品不太一样。如果说，他的创作也采用了他自己所说的“俯视”的视角，那倒不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求得更“深刻”的效果，恰恰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在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叙事立场上，“深刻”的价值判断是体现在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来清理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而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应该反过来理解，他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他记载穷乡风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家规家法，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无法自由生长，所以才会有文艺作品来鼓励它、歌颂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汪曾祺的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叙事立场在当时还觉得新鲜，但到90年代以后，却对青年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创作思潮还融入了来自西部边疆的民族风土的气息。西部风情进入当代文学，所带来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大西北既是贫穷荒寒的，又是广阔坦荡，它高迥深远而又纯洁朴素–也许只有面对这种壮丽苍凉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风貌；只有面对这种生存的极境，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存的深广的悲剧精神。西部文学在80年代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正是这种崇高的美学风貌与深广的悲剧精神。周涛与昌耀是西部文学中较为重要的作家，他们恰该也分别偏重于表现西部精神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王光东教授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一“民间”纬度，不仅使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土文化内涵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使我们有可能通过这种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民间想象方式、民间原型的特征、民间审美方式以及民间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意义有着充分的理解把握，其中所包含的的方法论意义有可能发现民间的活力和生机，进一步拓展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在全球化、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下，关注中国文学的本土民间文化传统有着别样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认为:“中国现代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
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在今天我们身处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应该有这种本土文化和文学的自觉，因为在现代社会中能够保全生命的意志和力量以及民族文学个性的可能正是源于内心这种文化力量。
莲莲、妞妞、桐白妮、洪翠花、豆花、兰妮、秋娥、小芬、赵玉妞、美歌、成巧、冯月琴等《女人桥》的女子系列，构成了《女人桥》的金陵十二钗，个个命运让人悲叹，在这里，男性对女性的欺压凌辱，女性意识的渐趋自觉，成为1990年代女性成长的最为突出的小说之一。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是王光东教授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关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该著作在已有“民间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民间文化的特征和内涵，该书所理解的“民间”。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鲁迅《呐喊•故乡》）
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新文学与本土的民间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民间理论和写作主要有三条线索：第一是以李大钊、邓中夏等人为代表的民间观，后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经过瞿秋白、毛泽东的努力使其成为政治符号并与国家权力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深远的影响；第二是以鲁迅、周作人等人为代表，对民间持二元态度，既强调批评民间以达到启蒙的目的，又充分吸取和肯定了民间积极健康的生命力；第三是以刘半农、胡适等人为代表，从艺术审美的角度，不仅肯定民间形式的生命力，而且赋予民间以现代性的意义。这三条线索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各有消长，构成了极为复杂的文学史面貌，同时还有老舍、沈从文、赵树理、莫言等从民间立场出发，在与政治意识相态、民间文化形态、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形态的相摩相荡中对民间文学形态自身价值的艺术呈现。该著的目的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探讨民间文化形态对文学创作所具有的美学意义和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成产生的巨大作用。
《女人桥》“新乡土小说”的女性主义色彩
《民间：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12月版)是王光东教授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关系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该著作在已有“民间理论”的基础上，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民间文化的特征和内涵，该书所理解的“民间”，包涵有“自由-自在”两个层面的内容：一、“自由”主要是在民间朴素、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它表现为顽强地承担或征服苦难的精神。这样一种民间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现实的民间生活，同时也体现在与民间生活关系密切的民间文学中。二、“自在”则是指民间本身的生存逻辑、伦理法则、生活习惯、审美趣味等的呈现形态。这种自在状态虽然也受到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及其国家权力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影响，但却有自身的发展逻辑，民间自有民间的喜怒哀乐和生活方式。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民间文化形态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生联系时，从民间的价值立场来说，就是理解、尊重、承认民间的存在，并依据民间固有的价值原则去理解民间的生命与生活。民间文化形态正是以这种“自由-自在”的精神特质，参与自由的、批判的、战斗的现代文化、文学的建构过程。
二、《女人桥》的乡土小说特征之一——“忧愤深广”的悲剧美学风格
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该著主要论述了两个核心问题：一、在现当代文学史的范围内寻找民间文化与文学史发展的关系；二、在作家文本的研究中，运用民间原型批评方法，寻找民间传统对作家创作的影响。
正如邵明说讲的那样：“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最为显著的文类特征就是对于具有空间自足性的乡村世界的书写，作家在叙事中所展开的生活空间往往限定于乡村”（《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邵明，南京大学中文系）。新乡土小说打破了乡村世界的空间自足性，仍保持了对乡土生活的呈现，这种呈现展示了当代令人震惊的贫穷。
民间;文学研究;纬度;民间文化;文学史
其次，小说借鉴传统小说《海上花列传》“穿插”、“藏闪”的艺术方法。
该著在文本细读的过程中，运用民间原型批评的方法深入讨论了现当代文学中的“民间原型”的表达方式。西方的“原型”理论所背倚的是西方的神话谱系和传统，虽然中国的神话相对匮乏，却具有丰富的民间传说和故事。该著从本土意识出发，借用了弗莱的“文学原型”理论，提出了“民间原型”的概念，以区别于西方意义上的“神话原型”。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深入讨论了“民间原型”在现当代小说中的“置换变形”的当代性意义及其美学价值，有效地确立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联系，并说明民间原型意识是提升中国现当代小说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民间文化不仅赋予文学作品一种丰厚而深远的意味，拓展了文化的纵深感，而且使作家心灵释放出独特的、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审美力量。因此，“民间”是本土化文学生成的重要因素，并构成与“启蒙文学”相关的另一种传统。
正如作家叙述的那样:
1930年代茅盾以政治理性视角写下的“春蚕”“秋收”“残冬”等《农村三部曲》，1940年代赵树理以实用理性的视角写下的乡村小说《小二黑结婚》等，在知识分子的乡土观照立场上，有了不同向度的开拓。然而，由于作者阶级意识的逐渐强化和对农民现实政治命运的过多关注，使他们的小说文化性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削弱，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向农村题材小说领域倾斜的趋向。受他们的影响，乡村小说一度回避了表现中西方文化冲突的主题。以致在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农村题材小说的泛滥。
《女人桥》正是着重于乡土病的悲歌以及隐现在作家胸臆中之乡愁，展示1990年代女性走向自身解放的自觉意识和时代潮流。而在同时期卫慧、棉棉的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姿态的展示，更多有了向男性示威挑战的意味。
“出现在桥头上的是逃荒的母女俩。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提着棉布包袱，穿青底格子花棉布大襟夹袄，肩头和胳膊拐处打着差色补丁，清清瘦瘦的柳条子身腰，又尖又长的灰白脸上，长了荞麦眼皮，八字眉，有点儿哭丧命相。村头立即显得幽怜而荒凉。人们问她的来历和去向，她抽着鼻涕撩起衣襟拈眼泪，拈了勾着头看胳膊上的包袱，半天才泣诉道：俺从杏山上逃下来，男人早年被斗死了，娘家婆家都没落脚处，才跑出来讨个活性命的。
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现代社会的变迁呈现出某种同一性特征，从鲁迅以及20年代中期乡土文学对乡土社会的反思批判式认识，到沈从文等京派作家的回归式认识，从萧红等作家对乡土的人文关怀，到赵树理及其40至60年代乡土作家对土地的认同，再到新时期乡土文学的批判主题的重构，乡土文学在多元形态的观念中也呈现为多元化的民间理性特征。（周海波《论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理性精神》）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鲁迅《呐喊•药》）
20世纪的中国乡土与都市有一种彼此参照性，两者是一种对比或者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乡土叙事无论被称为写实主义，还是归类于底层写作，其实质都是对农民生存状况及其命运的关注。自“五四”以来，乡土叙事既是中国作家观察和审视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重要视角之一，也是表现和书写各个历史瞬间普通大众及其命运的写作方式之一。无论是鲁迅笔下的乡土启蒙，左翼文学的乡土觉醒，抗战文学的乡土愤怒，解放区文学的乡土复活，十七年文学的乡土新生，“文革”时期的乡土浩劫，1980年代的
乡土祛魅，还是1990年代的乡土沉寂，都是在城乡二元视角下去书写乡村与农民。在此过程中，虽然乡村有时也难免与落后、愚昧、贫困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它仍不乏自身魅力，也常常彰显着某种伦理价值及其优势，甚至还是一些作家反思工业文明与中国社会现代性、后现代性症候的参照系。
在较长的一个文学时期内，我们都习惯于把描写乡村生活的小说笼统地称之为
“农村题材小说”。
“青霭！再想不到我们计划得那样周密竟被我们的反动势力战败了。”冯沅君《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短篇小说卷•1895—1949•隔绝•卷葹》
经历了中国社会苦难和生活转机的张天敏，这一代女性作家更喜欢从历史沧桑和人生巨变寻找灵感、书写世界。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情境采取规避态度的女作家则固执地书写女性永远的命运
，在对历史与现实社会当中男性话语的激烈反抗当中，力图寻找新的女性身体和心灵的登陆地。
在这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下，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包括台静农、许杰、蹇先艾、彭家煌、冯文炳、王鲁彦等乡土作家，开始了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困惑和情感失衡的叙写，最早创作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乡土小说的兴起，是五四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欧化或者西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