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报讯
海南实力作家小说创作文丛日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文丛选取了杜光辉、张浩文、符浩勇、杨沐、严敬、韩芍夷、李焕才、陈位洲、吉君臣和陆小华10位在海南文坛上非常活跃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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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实力作家小说创作文丛日前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文丛选取了杜光辉、张浩文、符浩勇、杨沐、严敬、韩芍夷、李焕才、陈位洲、吉君臣和陆小华10位在海南文坛上非常活跃的实力作家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中短篇小说。据介绍，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我省作家立足海南积极创作，以“文学海军”的美誉成为中国文坛上一股崭新的力量。为向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献礼，充分展示海南文坛实力作家小说创作整体风貌，海南省作协副主席符浩勇策划，并与国内著名当代文学评论家郑润良共同主编了这套文丛。记者了解到，该文丛是一套中短篇小说选，10位入选作家每人一集，包括杜光辉的有深邃思想性的《嬗变》，张浩文的赞扬底层百姓美好品质的《鞋子去找鞋子的朋友》，符浩勇的对生命意识展开精神探险的《今生盛宴》，杨沐的女性题材写作《天下洁白如哈达》，严敬的对生存状态进行拷问的《芒果园蝴蝶》，韩芍夷的展示人物情感对撞的《倾听咖啡屋》，李焕才的大海题材故事《渔头的两个徒弟》，陈位洲的力图展现人性闪光的《雄关漫道》，吉君臣的《断桥》和陆小华的《美人迟暮》也都各具特色并闪现智慧光芒。
1月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作家协会创联处获悉，2018年，海南作家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取得骄人成绩，有多名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学类核心期刊如《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等发表，并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文学选刊转载。
中篇小说创作方面，年逾六旬的作家杜光辉仍笔耕不辍，2018年共发表5部中篇小说，其中《风雪高原》《帽珥冢》分别在《人民文学》和《北京文学》发表。《风雪高原》用近年不多见的白描手法，勾勒了一群年轻战士在青藏高原上的青春芳华和激情岁月。青年作家林森创作颇丰，分别在《人民文学》《十月》《作家》《长江文艺》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海里岸上》通过半个世纪海里岸上时空交错的叙述，折射出了传统与变迁、怀旧与坚守的主题，是颇具特色的海洋小说，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4家选刊转载，并获“弄潮杯”《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邓西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在《儿童文学》《少年文艺》发表中短篇小说4篇，其中《黑蝴蝶》写一个男孩无法接受在城里打工的父亲意外死亡的现实，并阻挠母亲动用赔偿款，少年对父亲的深厚情感打动读者。
韩芍夷的长篇小说《伤祭》，我是这两天花了两个晚上阅读的。前天是网上搜索到，昨天是直接拿到了她的书，以我此前没有过的频率跳跃式阅读。所以跟杨沐的作品相比，我可以更实在地对韩芍夷这部小说展开说一说。
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海南作家的成绩同样可圈可点。张浩文在《中国作家》发表的短篇小说《鸡蛋花》，叙述了一个饥饿年代里的“罗生门”式故事，一篇短篇小说，内容上竟容纳了数十年的风云激荡和三代人的爱恨情仇。符浩勇创作的短篇小说《大潭湾纪事》《季节深处》分别在《当代》《安徽文学》发表，《大潭湾纪事》是一幅海湾渔村的民俗风情画，寥寥几笔便使渔家里的世态民情跃然纸上。此外，符浩勇创作的《稻香》等3篇小小说也被《小说选刊》以小辑的形式进行了集中转载。还有严敬的《耳朵》、杨沐的《天下洁白如哈达》、韩芍夷的《背离》，也分别在《花城》《广州文艺》《厦门文学》发表，颇受好评。王海雪的《暹粒》登上了《广西文学》的特约头条，黄大刚的《引嫁娘》在《短篇小说》发表后被《小说选刊》转载。
这次研讨会安排得特别好，杨沐跟韩芍夷，一个是闯海作家，一个是本土作家，两个女作家呈现两种风格：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更强调穿越至精神层面，一个则突显性格的张扬，语言奔放，以无拘的灵性表述；一个坚守现实的土壤，以相对保守的文字展开传统故事……我是做人文地理研究的，通过韩芍夷这部小说，看出了很多地方文化和地方性格方面的内容，因而就从这角度来说一说文昌女人。
我以前在文章中写到：浏览海南岛地图，文昌呈现雄鸡翘首之势。它直面琼洲海峡，土地大多平坦肥沃，先人们跨海而来，更方面在这里生根。同时因为文昌三面环海，更深入地融进海洋，最充沛地拥抱海洋文明。在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国情下，文昌人下南洋形成潮流，也就是小说所说的“去番”。我走过很多文昌的大院，如符家大院、韩家大院、十八行村、双桂第等等，这些明显带着南洋风格的大院，骨子里都体现着东方式的家庭向心力和尊卑秩序感……其中的十八行古村，有一个院落共七进，由一个通道串起七个小院，各成体系，整齐划一，表现出大家庭中一个个小单位的向心凝聚。这些“去番”者，都带着创家立业的任务去闯荡，成功后又带着光宗耀祖的心态，在祖居地建起一处处高宅大院，哪怕他们以后基本上不会在这里居住。那些带有综合美学特征的大院，绝大部分都处于荒置状态。
由于相隔遥远，长期分居，因而在文昌社会要维系家庭的稳定，男女两人必须达成精神上的捆绑。这捆绑，跟徽商为坚守的女人们立牌坊不同，他们是靠思想的敦睦教化来促成。因而文昌的礼教来得应该比其它地方浓厚些，这里的孔庙形制和存留，在海南最为完整；他们的亲情感也特别地浓郁，这在《伤祭》中有明显的体现。小说中更多的体现，就是男女关系的约定，比如男人去番之前的订婚；这种婚约一旦建立，就是两个家庭需要鼎力维系的承诺，一旦破坏，都要遭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无尽压力。小说中韩文畴韩全畴以及韩诗美的不同遭际，正体现了这一点。
社会达到稳态，各家庭的任务就只有生育。文昌好像在海南省县一级市县中人口最多，达60万，这数量放在内地当然不甚突出；但是据早年统计资料，他们在文昌以外还有80万人口，在海外还有130万人口，累加在一起是很了不起的，体现了固守传统文化基因的文昌人惊人的繁殖力！
这样，守望家庭中的一代代女人们，似乎都带有宿命成份。她们的生命从蓬勃走向枯萎，都在坚守家庭，坚守道德，哪怕是肉体层面有过再多的反应和不适，精神层面大多还难以逾越雷池……因而，她们的命运就牢牢地系在另一半身上了，一生的幸福往往存在偶然性。按这标准，祖母林碧玉是幸福的，甚至井头也无所谓不幸福，而符琼花、桂芳等等就是不幸的。幸福的，很自然地幸福着；不幸的，也不会选择抗争，最多诅咒一下命运的不公……留给这些女人们，大多就是绵绵无期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