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于化工技校的年轻人的故事。近日，在中国网的采访中，他谈及了自己的作品及其在国外的译介情况、中国当代文学写作、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不同于他笔下人物经常流露出的不屑一顾，路内的回答真诚而坦率。当问到对于伟大作品的追求时，他说：“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以下内容根据篇幅进行了删减。中国网：您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了1990年代化工技校青年的故事。为什么一直在写90年代、化工技校？路内：我要把一个人的故事从90年开始写到99年结束，也没有特殊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必须要找到我自己能写的东西，并且一段时间之内都在写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觉得去写我经历过的时代，这件事情也似乎在我的本分之内。化工技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时代。这伙人毕业之后，所有的都没有了。我特别喜欢写临界点上的故事。了解中国历史的人，看《十七岁的轻骑兵》就知道三年之后这些全都没有了。中国网：您此前一共出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一些短篇。有哪些作品翻译到国外了？您最希望自己哪些作品被国外读者读到？为什么？路内：《少年巴比伦》和《花街往事》都翻译成英文了。《慈悲》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保加利亚文，都已经出版，韩文版已经翻译了还未出版。《慈悲》的英文版正在翻译中。我最希望被国外读者读到的可能是《少年巴比伦》和《慈悲》。《慈悲》相对比较好读一些，讲了差不多50年的一个中国故事。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所谓的“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学”仍然还在写，仍然还有人在注视着。《慈悲》这本小说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它有点站在左派的立场，也有点站在右派的立场上，角度会跟以前不大一样。其实它牵涉到中国的一个政治上的两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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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行左也不是、行右也不是。这个小说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最后归结到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另外，我想通过小说来讨论一下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宗教感。通常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感，但实际上中国有大量的基督徒和佛教徒。佛教有很多世俗的层面。仅就这些世俗的层面来说，它是不是能够构成中国人的哪怕是低水位的宗教感，而这种宗教感是不是能够让中国人获得幸福，能够让他们去行善？我想就这些问题在小说里讨论一下。《少年巴比伦》是另外一种情况。我的书翻译到国外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没有底。因为这里面有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语。但它是个小说，是特定时代的一个人讲述的东西。到了小说最后，主人公把那些东西推翻了，他觉得自己一定要离开那个环境去别的地方。但他在场的时候讲的很多东西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我想看看这些东西国外读者是怎么理解的。中国网：就您所知，您在国外已经翻译出版的作品的接受度是怎样的？路内：对一个中国作家来讲，尤其写小说的，在国外被接受特别艰难。前年我去法兰克福书展，有一个对谈的活动，明显感到来听的大多都是路过的。但是有一个读者，是个奥地利的老爷子，他拿了我两本中文版的书过来找我签名。我问他是不是能读懂中文。他说他读不懂，只是看过《少年巴比伦》英文版，特地从奥地利赶过来，找我签个名。这是唯一的一个，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说我在欧洲有读者的话，我会认为我是从那个老爷子开始的。当然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但是那个事情我的印象很深刻。中国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度整体是什么样的？路内：老一辈作家的情况会好一点。首先他们会遇到一个比较好的出版社，在推广方面做得会好一些。就他们所写的内容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能够满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外读者对于中国的认知。假如一个人对中国完全不感兴趣，而仅从文学的角度想要来看一个中国作家的英文译本或者德文、法文译本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因此国外读者一定带有一部分的隐含的泛政治化的立场来读中国作家。而老一辈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以及他们的讲述方式是能够与这些国外读者合拍的。但是当代作家的话，我觉得确实是遇到问题。这个问题即使放在汉语文学本身，也都是一个问题，即，你在写什么，你所写的东西跟中国当下的现实是不是能够合拍？如果你写东西都不能满足中国读者对于文学问题之外泛政治化的理解的话，那又何谈去征服外国的读者。所以我觉得对当下作家来讲，有两个问题。第一，观念的问题。整个世界的文学观念都在变化，有很多国外作家和读者所关心的东西，在中国的作家呈现不出来。比如后殖民话语在奈保尔、扎迪·史密斯等作家的小说中已经呈现得淋漓尽致了，但在中国作家里是没有的。另外一个例子，现在中国人谈女权谈的特别多，但是女权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学里好像没有特别强有力的作品出来。种种问题使得中国文学的观念似乎在另一个维度内。除了观念的问题，还有现实的问题。当下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如何用一种文学的方式、用小说的形式去表达出来，又是另一个任务。中国网：那您自己是怎么去看待以及处理您的作品跟时代的关系、现实的关系？路内：一个作家要追现实是追不上的，因为全球的变化太快，中国的变化甚至更快。去追现实是追不上的，而且很多作家放弃了。比如汶川地震十年了，没有任何一部关于汶川地震的长篇小说成功出来。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小说家的失职，其实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讲的话，也可以认为是小说家的谨慎。地震是一个太巨大的东西，一个小说家在外围去写的话无法完成，必须进入事件的核心才能出来伟大的文学。因此，既然追具体事件的时候追不上，那小说家只能退回到他的本分去重新组合这个时代的要素。你看现在50岁以上的作家，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他们能进入到他们所在时代的文学中心的位置上去写。但是现在如果只是在时代的现实和价值观的边缘的位置去讲述的话，不好写。中国网：为什么现在是在边缘？路内：首先是没有趣，没有意思，没有强有力的东西。你看八九十年代的几个经典文本，莫言的《丰乳肥臀》、阿来的《尘埃落定》、余华的《活着》都是极其强有力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现在损失掉了，没有了。现在70后作家这一代的经验就是，这个时代娱乐化的东西多了，有精神内涵的东西少了。这个时候对作家会提出新的要求：你是不是够敏锐，你是不是够深刻能够把华丽的那层皮给剥下来。中国网：所以您觉得现在更容易还是更不易出好作品？路内：现在是一个出好作品的时代。全世界都在等着中国作家出一本伟大的小说。因为中国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有它自身的特殊经验和特殊的价值观。所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作家自己是有责任的。中国网：可是您刚刚也说现在是很软的，没有有力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确实很期待。那怎么办？路内：等一个伟大作家出现。中国网：您自己觉得您能够担起这个责任吗？或者有这方面的期许吗？路内：当然有这样的期许。追求伟大文学之心，这个是永远的，到我死的那天都会有。但是一定不能功利，也不能认为自己在文学圈有点小名气，这个事情都已经完成了。中国网：您自己有时间上的目标吗？路内：我没有时间上对自己的约束。但是也许吧，希望在50岁之前能够写一本伟大的小说出来。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写的长篇小说。如果写得顺利的话，2020年大概可以出。我希望把它写成伟大作品。如果不够伟大的话，也请你们多担待。我希望从这本书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抱有这样一种伟大的希望。希望自己写出伟大作品和已经写出伟大作品，这两件事都很重要。中国网：那您之前写《少年巴比伦》或者《慈悲》的时候没有要写成经典作品的想法吗？路内：我觉得说实话，《少年巴比伦》和《慈悲》也不差。关于经典化的问题，中国作家会遇到双重问题。首先，华语文学圈其实很自足。一个中国作家，即使不去打开欧美市场，他在华语文学圈也能成为大师，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作家，因为市场很大。但如果华语文学作品进入欧美市场去跟全世界的作家在同一个舞台上，华语一下子变成小语种、变成偏僻的文学。当然还有前面说的现代文学的观念，中国作家本身是接受世界的现代文学的价值观的，但是像鲁迅这样的作家是不多的。如果你的观念陈腐的话，那在华语文学圈都混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世界上去。中国的文学有个特异的东西，就是大量地站在农民的角度来写。写了这么多年，中国最触目惊心的题材还是饥饿，始终是吃不饱，这个东西不知道被多少人写过，一定阶段之内它是有效的、有价值的，但是三四十年过去之后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网：那您觉得现在应该写哪个群体或者题材？路内：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写或者不应该写的，但至少有几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写、但近些年中我一直没有看到的。一个是少数民族。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族裔族群之间的情况好像没有什么作品。其次是关于城市边缘、底层社会的少。还有一种是充满诗性的、语言上有突破的小说偏少。另外，能够贯穿一个时代的强有力的长篇少。中国网：怎么理解贯穿一个时代？路内：你去看余华的《活着》，那个时间轴就很长，一拉就30年过去了。莫言的小说的时间轴也可以写到很长，王安忆的《长恨歌》的时间轴也很长。像这样的长篇小说往往篇幅也比较长，没有伟大之心去支撑的话都写不到。而出版社最希望出的是15万字的小说，轻快好读。但“轻快好读”有一部分的潜台词就是庸俗化。你要轻快好读那就一定是庸俗化的，深刻的东西不好读。庸俗化满足普通读者的胃口，满足影视界的胃口。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自然而然文学就坠下去。现在很少有人说，我要写个一千页的小说，但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有的。中国网：您刚刚也说到了余华的《活着》。其实《慈悲》刚出来，就有人拿着去和《活着》对比。路内：其实真要比的话，《慈悲》可能更像《许三观卖血记》。说看着像《活着》的话，估计是没看过《许三观卖血记》。每个作家都是从上一代作家那里继承下来一些东西。其实当时我写《慈悲》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小说是鲁迅的《阿Q正传》。鲁迅写《阿Q正传》，用了那样一种非常冷峻、略带嘲讽的方式。我相信其实《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受《阿Q正传》极大的影响，尽管余华老师没有说这个事。中国网：那70后、80后的作家怎么去面对上一代的作家？路内：如果要成为作家的话，一定是希望跟格非、余华、孙甘露那一代人在一起，那多好、多有劲。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中国1979年之后所有的文学浪潮。我们这种从2008年开始出书的人，一次文学浪潮都没经历过。我写了十年的书，一次文学浪潮都没见过。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全是家具了，腾挪起来很费劲，我只能找小东西，这里那里还有点空可以放进去。中国网：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当代文学界里，50后、60后作者有一大批名望很高的，比如莫言、余华等等。但是70后、80后的作者好像没有一个特别代表性的？是因为还没到时间吗？路内：不是没到时间。格非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就写出来他的成名作，他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扛起了中国文学的所谓的未来。而且这批50后、60后作家除了一部分被时间淘汰了之外，大部分都扛起来了。跟这些作家去抗衡的话，70后、
80后就不要说整体上去比了。即使从个体的角度上来讲，也很困难。但是你说这一代作家没有追求文学之心的话，也不是。但另一方面，这也真不是中国文学独有的问题。全世界都有。比如英美文学界，你拿福克纳跟海明威那一代作家来比的话，现在这帮英美文学的人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全世界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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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
书海茫茫，尽管大部分滞销书难逃变成纸浆的命运，但是还是有一些书虽然在起点落后，却能逐渐逆袭，成为书架上永恒的经典。
1851年10月18日，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首先在英国出版。然而，在英国出版之后，评论界非常不满，评论家不能容忍一部主人公没有生还的小说，在当时，这被认为是一种结构上的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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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5月24日讯路内，中国7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迄今已出版《少年巴比伦》、《慈悲》等六部长篇小说。他的最新作品短篇小说集《十七岁的轻骑兵》延续之前几部作品的主题，讲述了1990年代一群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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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路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36.00元《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度，小说似乎也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从2007年在《收获》上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起，路内的写作状态稳定而连贯，《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与《少年巴比伦》合称“追随三部曲”）等承载着七零后一代成长记忆、讲述江南小城青年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的作品接连问世。十年来，路内以其笔下对“戴城”等地域背景的细腻描写和“路小路”等人物的生动刻画，呈现出小城青年群体的积极与沮丧、执着和迷惘。今年初出版的《慈悲》是路内的第六个长篇，这一次他将写作视角放在父辈那代人身上。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下，围绕着国营化工厂展开的水生、根生、玉生等人物的工作、生活、情感，在时代变幻与运动冲击下生长、灭亡，前行、起伏。与路内既往作品相比，《慈悲》写得文字简洁而情感克制，虽说那些人物的命运远比“追随三部曲”中的“路小路”们更为复杂、颠沛。对此，他在后记中写到，“《慈悲》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而不是复仇”，言及有人评价“追随三部曲”中的青春热血炽烈情感是“砖头式”的小说，路内认为“如果我能写出一本菜刀式的小说，可能会改变这种看法”。也许，《慈悲》就是这样的小说，它印证着路内的写作更加从容、成熟。前不久在广东顺德举行的2016华语文学传媒盛典上，路内因《慈悲》获得“年度小说家奖”，现场的获奖感言中，路内说：“《慈悲》这部小说完成时，我比较悲观，认为它不会获得太多关注，一方面，是这个题材本身牵涉到一段已经过去的历史，它究竟算是历史还是仍可被视为当下，我认为值得讨论；另一方面，2009年以来小说作为一种故事的载体无疑也在经受着考验。”这种“悲观”与《慈悲》所获得的关注、评论、奖项间形成强烈的对比，本报记者对路内的专访便从这种对比开始。读书报：你曾对《慈悲》的命运有些悲观，事实上，这部作品被广泛关注，这很戏剧性，有没有想过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差？路内：确实是没想到。我好像一直和文学奖无缘，曾经拿过《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长篇新人奖，那是期刊的奖项。这是比较直观的感受。我很清楚《慈悲》的写法比较节制，不是很追求实验性的叙事，题材也限制在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框架里。一般来说，文学界还是会提倡有高度的、文体或叙事上有突破性的作品。我自己感觉《慈悲》不是那种一望而去就锃亮闪耀的长篇，但是我还是喜欢这个故事，抗拒不了写它的欲望。结果如何也就不多考虑了。读书报：《慈悲》的故事并不复杂，你也说过，小说写作仅仅有故事是不够的，那么，故事之外还需要什么？你的写作实现这样的要求了吗？路内：按我的理解，写小说，故事之外太多其他要素了。叙述方法、作者的个人情怀（这个比较虚，文学上说起来应该是作者的内心活动和作品风格吧）、文学理念（作者承接哪一个系统的观念），或是广义的政治道德伦理。有一些是作家的自觉认知，有一些可能是文学批评范畴的。目前看来，过往的写作呈现了上述要素。但这并不稀奇，从批评角度怎么解析作者都是可以的。上述要素是否符合我的要求才是重要的，我觉得还有改进的余地。读书报：“追随三部曲”写到的时代和人物、场景是你亲历或熟悉的，到了《花街往事》，一开头就写“文革”武斗，那不是你经历过的时代，《慈悲》中的很多时代背景与细节也是如此，写到这些会不会有些忐忑？路内：写《花街往事》的时候有点没把握。那部小说和《慈悲》很不一样，写得比较细，每章视角转换为的是更好呈现时代特质。写《慈悲》的时候，相对淡化了对于时代特质的各种描写，主要考量人物和事件逻辑。这种写法对细节要求不太高，对人物塑造和故事环节有要求。写作难点转换了。读书报：这几天重读《花街往事》，觉得文字是绵密、热烈的，《慈悲》则情绪化的东西很少，不动声色地讲故事，这样的方式是自然形成还是有意为之？路内：让我按《花街往事》的写法再写一部长篇，我肯定觉得没意思，没有那样的写作动力。相较之下，《慈悲》之前的长篇，《天使坠落在哪里》写得更加荒诞，第一人称视角满嘴跑火车，为的是达到我预想中的效果。《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度，参照这个说法，小说似乎也会自行选择合适的语言。读书报：我很喜欢你关于“追随三部曲”是“砖头”而《慈悲》是“刀子”这个比喻，所以，不动声色的残酷可能更有杀伤力？路内：呃，也不见得。小说很多元化的。有些小说在戏谑和反讽中呈现残酷，有些小说更多描写人物心理，很细腻地一层层剥开那个残忍的核心。《慈悲》是我采纳了这么一种方式，也许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呈现得很好，但对我来说既然已经写完了，就只有这么一种必然选择了。读书报：从最初多少带些自传色彩的“追随三部曲”到现在，就写作题材来说，你的写作中“本色”的成分越来越少，这是不是可以视为你写作路径进入一个新阶段？路内：我自己其实没想过，但是被这么评价了，也会顺着想一想。比如2012年和2013年出版新书都曾经被人说过转型。后来似乎又觉得我没转型，把话收回了。总之不太可信。好在我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我会对写作题材和方法更挑剔些，但是否又会写到个人色彩的作品，难说。个人色彩并不是坏事，作家表达个人照说应该是他的本分之一。读书报：我看过网上你的一个采访，你并不认同“转型”这样的说法，你觉得你在写作上是个顺其自然的人吗？有没有野心，体现在哪里？路内：我们总是被言辞所耽误，有可能别人说的也就是一个大概的意思，而作家会在词上钻牛角尖。但这个自觉度也是好事，我觉得“转型”是个商业或者娱乐业的用词。写作本身有自然的一部分，但如果天分不是特别高的话，最好还是不要顺着走，逆向也可以是一个正确的姿态。文学野心当然有，它和世俗野心之间有差别的，文学野心会促使作家写出更好的作品。大概也就体现在这里吧，写得更好。够得上某种标准，尽管我没法具体说出标准是什么。读书报：每一位作家或多或少都有所谓的文学师承，你也曾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我好奇的是，你怎么看待文学师承这件事，写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是不是也成为前进的某种羁绊？路内：原则上肯定都有师承，这是把文学纳入人类总体文明的做法，毕竟它也不可能例外。物质上我们在使用电灯就是享受到了爱迪生的发明。但是好的作家是有自我发育的过程的，他不仅仅是“使用”电灯。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种羁绊会自然越过。思想界也有师承，有时候会突然产生断裂，某某大师和某某大师决裂了之类的事情。如果没有师承，文学会是个非常乏味的东西，仅限于讲一些听到看到的故事。读书报：对你来说，写作是兴趣，上瘾，但未必是谋生之道，这种写作其实更纯粹，压力更小些？路内：不不！现在已然是谋生之道了。如果不让我写，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抑郁。我并没找到更合适的道路，看这个样子还得继续写下去。如果写得差了，压力还是会很大。但你提醒得对的，我应该放松些。读书报：说说最近被提到比较多的关于你的一则新闻吧——改编一部自己还未出版的小说，当导演执导这部电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自己导演一部电影的？这和当初动笔写小说的感觉有什么不同？路内：没想过。2月份中青新影的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愿不愿意导演，我一口拒绝了。但是对方耐心比我好，劝了我很久。后来想想，也可以尝试一下，拍一拍自己的某个小说。我还算会写电影剧本。做导演和写小说非常不一样，写作是个人的事情，形式上很简单；导演是形式最复杂的，有时候像艺术家，有时候像厂长。我爱看电影，有时候会对某部电影做出不同的设想，也许我只有局部的梦，没有整体的梦。
其三，生不逢时。这类书籍内容十分优秀，质量也是上乘，只是在“不该降生”的日子降生了。生不逢时是这类书籍的先天不足。这样的滞销书不会因为销售不好，就失去了价值。
豆瓣评分：8.8
摘要:
路内《慈悲》，路内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36.00元《慈悲》的故事题材不太适合用热烈、绵密、荒诞的叙事手法，它似乎先天地就应该是这样。所谓“人物会自行选择命运”这个说法，其实是作者内心的另一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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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内容小众。实在没有必要立即斩杀。合适的机会就会遇到合适的人。
数据显示，过去4年间年销售小于5本的图书中，占总品种数量最多的是包括世界各国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社会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综合类图书，其次是生活休闲类图书，第三是社科类图书，科技类图书是所有图书品种中占比最小的。过去4年间年销售小于10本的图书中，占总品种数量最多的前三名为：综合类图书、语言类图书和文艺类图书。
四.《瓦尔登湖》
《呼啸山庄》是艾米丽·勃朗特1847年的小说，讲述了孤儿希斯克利夫与富家小姐凯茜的故事，他们之间如狂风暴雨般的感情纠结以及地位悬殊最终导致了悲惨结局。
约翰·威廉斯
事实也证明，这确实是一本伟大的物理学著作！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92《时间简史》中国初版，滞销十年。那时普通读者对膨胀的宇宙不确定性原理、黑洞等闻所未闻，更谈不上接受，然而这一切随着2002年霍金来华改变了!
年销售数量小于10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45.19%；年销售数量小于5本的图书，占全部图书品种的34.5%。
但是15年后，随着读者对伤感主义文学越来越失去兴趣，这部“浓烈”的作品令它的众多读者纷纷为之折服，而文中人物也成为文坛上的经典。
经典指数： 励志指数：
二.《时间简史》
近日，中国第一份滞销书数据报告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从 2014年1月到
2017年10月，综合中国大陆实体店、网店及零售3个渠道数据，调查如下：
与《追风筝的人》、《解忧杂货店》、《三体》等这些畅销书总是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将近一半的书，年销售量不到10本。也就是说，当我们走进书店，在琳琅满目、一望无际的书柜中，已经是千挑万选、披沙拣金之后剩下的了。大量的书连进入消费者视野的机会都没有，从生产车间直接到了积压库房，根本无缘在书架上流连一番。
《斯通纳》最初出版于1965年，依若常规，其行情走的是介于小说家害怕和希冀之间的中间态势。坊间对小说的评论尊崇有加，销量在合理的幅度。没有成为畅销书，后来就绝版不印了。
《白鲸》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三本书之一。它是“美国的文化符号”！
2011年，这本小说在法国突然大获成功，引起别的出版商对其可能前景开始警觉，从那以后，在荷兰卖出了200，000本，在意大利卖出80000本。在以色列成为畅销书，而且目前正开始在德国畅销。虽然威廉斯1994年就去世了，令人快慰的是，他的遗孀还活着，还能享受世界各地的版税。版权已经卖到二十一个国家，并已登录中国
豆瓣评分：8.6
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的路内，这个名字现在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流传，但他却很难获得早前80后作家们曾经得到的市场成功，而比他年长的作家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占着所谓主流作家的地位，也还没有写出一部作品能被影视制片商疯狂地炒作。这就是路内——或者一大批被主流话语权忽略的作家们的生活、写作现状。
逆袭时间：8年
近三十年全球公认的科学著作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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