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尊重她，而且愿意对她表示亲切，甚至于愿意极端亲切玛丽一定很美，因为她的朋友迪金斯卡小姐有一天甚至于威胁着要用她的伞，打开那些围着这个女学生的过于殷勤的爱慕者！迪金斯卡小姐是一个很可爱的热情女子，自告奋勇充当了玛丽的护卫。
因此卡西密尔不甚恐惧，差不多有把握地问他的父母是否赞成他和玛妮雅订婚。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天性慷慨的玛妮雅十分忧伤；这个原是一家中最小的孩子，却觉得对大于自己的人的前途负有责任。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1859年5月15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当时她还不知道她要对这些梦想作出选择。她把她的民族意识、人道主义思想和在智力方面发展的势望，都掺杂在一种兴奋的心境之中了。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和别的一些人家一样，这一家最关心的事就是工厂。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10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39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但是勇气比什么都更有感染力，玛妮雅在布朗卡的眼睛里看到了热诚和决心。只要得到家长的允许，就可以开始在那些茅屋里谨慎地宣传。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这些小农民决不会料到“玛丽亚小姐”常常忧郁地考虑到他们自己的无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教师梦想再去当学生，不知道她不愿意教而愿意学。
她独自住在巴黎，每天在索尔本和实验室遇见青年男子，她已经这样决定了。
可是有一天，玛丽在一个同伴面前晕倒了，那个女子赶紧跑到德意志路去。一小时后，卡西密尔登上楼梯，进了顶楼。这个青年女子，面色有点苍白，已经在读第二天的功课了。他检查他的小姨，尤其注意察看那干净的碟子和空的平底锅，在全屋子里只找到一种食物：一小包茶叶。
在一起，用许多时间试图作出自己的前途计划。不幸得很，阿斯尼克和勃兰戴斯都没有给她们指点办法，能在一个大学不收女生的城市里求得高深学问；也没有给她们什么神方，能够靠教半卢布一小时的课就很快地积蓄一笔财产。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15卢布，有时寄20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1895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矛盾得很！这个“解放了的女孩”为了表示轻蔑艳冶，刚把她那极美的金栗色头发差不多齐根剪去，就暗自叹息，并且把一些动人而没有什么意义的诗句完整地抄录下来。
她的梦想萦绕在她心头，贫苦折磨着她，大量的工作使她过度劳累；她不知道闲暇和闲暇的危险。而她的自尊心和羞怯保护着她，此外还有她的怀疑：自从Z
先生家不愿意要她做儿媳妇，她就以为没有嫁妆的女子不能得到男子的忠诚和温情。这些美好的理论和痛心的回忆，使她意志坚强，使她坚持要保持独立。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
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24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她不向德卢斯基夫妇夸说这种绝妙的生活办法。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比埃尔·居里16岁就是理科业士，18岁是理科学士，19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5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6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1888年4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健康状况与第一年没有什么不同。居里夫人愿意有个小孩，可是这样难受，不能照旧不疲倦地在仪器前研究钢铁的磁化作用，真是使她烦恼。她在9月12日生了女儿伊雷娜，一个美丽的孩子，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大夫负责助产，玛丽咬紧了牙关，不哼一声。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布罗妮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嘱咐玛妮雅不要再寄钱给她。第二件事是请她的父亲此后由每月寄去的40卢布中留下8卢布，用来一点一点地归还她妹妹寄给她的那笔钱。从这时候起，玛妮雅的财产才由零开始增加这个医科学生写信，还由巴黎带来了别的消息。
居里夫人与荣誉有约会。她使自己变得很美。
贫寒的波兰人回家，是有固定的规矩的，玛丽都一一遵行了。她把床、火炉、用具都存放在一个夏天还有钱在巴黎留着住屋的同胞那里。她退掉自己住的顶楼，在永远离开它之前，她把它完全打扫干净，向她不会再见到的守门妇告别，买了一些预备在路上吃的食物，然后，计算一下她还剩多少钱，走进一家大商店去买一点小摆设和一条围巾出国的人带钱回家是可耻的！伟大的习惯、最高的礼节、法律，都要人用完所有的钱给家里的人购买礼物，然后一文不带在巴黎北车站上车。这不是聪明办法么？两千公里之外，在铁轨的那一端，有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约瑟夫和海拉，有一个家，有饿了可以任意吃饱的食物，还有一个女裁缝，只要花几个格罗齐就可以剪裁并且缝制衬衣和厚毛料衣服；这些衣服是玛丽11月回索尔本的时候要带去穿的！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几年过去了，比埃尔·居里一直把身心都献给科学研究，他没有娶任何不值一顾的或漂亮的女子；他已经35岁，他谁也不爱。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1894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一个有天才的波兰女子过着枯燥的生活，与人世隔绝，把自己留给工作，这并不可惊；但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有天才的学者，竟会为这个波兰女子留下自己，不知不觉地在等着她，那就实在令人惊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