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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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去年3月31日，著名评论家雷达逝世。雷达，1943年生，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兰州大学教授。著有论文集、散文集多部，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曾担任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茅奖评委。
对谈;文学;文学访谈录
雷达：茅奖评选有四条需要坚持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舒晋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舒晋瑜送给我一本《深度对话茅奖作家》，饶有兴趣地翻阅一遍，有点感想。她访谈时说话不多，不像有些记者那样一心与采访对象抢夺“话语权”。由于事前的功课做得到家，她的问题都问在点子上，仿佛有点“循循善诱”，结果则是水到渠成。要是从采访效果的角度来评选记者，我一定要投舒晋瑜一票。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中，我还算是比较关注当代小说的。当年读研，导师程千帆先生常提醒我们不要成天埋在故纸堆里，而应该读点当代文学作品，记得他曾与我交流过阅读《绿化树》《高山下的花环》等书的心得。但是后来长篇小说的产量迅猛发展，直到每年有9000多部，专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也无法通读。况且有些小说过于“先锋”，似乎是专门为某些评论家或将要成为评论家的研究生而写的，丝毫不顾一般读者的口味，我没有必要去啃那种坚果或酸果。在这种背景下，只读获奖作品，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照第二届茅奖评委顾骧的说法，“先锋派作品基本无法通过”，这就为我们筛掉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长篇。但是获奖作品的数量也很大，一般的读者也没时间通读。此时，舒晋瑜访谈的效果就凸显出来了。从此书来看，访谈的内容不限于获奖作品，甚至不限于作品，真正的焦点其实是作家其人。随着两人娓娓而谈，该作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情况渐趋明朗，这为一般读者提供了选择作品的重要参数，至少对我是这样。比如毕飞宇，他现在是我在南大的同事，但很少有机会交谈。毕飞宇的《推拿》获了茅奖，后来又改编成电影，更是如虎添翼。但我更喜欢他的《玉米》，《推拿》倒在其次。读了舒晋瑜的访谈，我觉得不必怀疑自己的阅读能力在退化。又如李佩甫，读了访谈，才知道他非常崇敬其父亲，因为后者“是个好鞋匠”。他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其“亲人”，他本人也是“他们中的一员”。虽然他的获奖作品《生命册》的书名也有点“先锋”的味道，但肯定不是飘在云端里的虚无缥缈之物，所以我决心要找来读一读。总之，舒晋瑜的这本访谈录，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大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阅读书目。说实话，现在有些评论家对当代小说的评语，一味赞扬，而且往往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至少在这个方面，舒晋瑜访谈录的价值远远超过那些评论文章。
《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是舒晋瑜的第三部访谈专著。我一听说书名，立即被“深度”二字吸引住了。读了这本书，更加认可这两个字。“深度”，确实是这部文学访谈录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问：茅奖获奖作品是否可以代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什么是“深度”？可以从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中得到答案。我曾在何兆武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行过这样的提炼：历史学讲的是“历史如此然”，也就是历史是如此的，而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则探究的是“历史之所以然”，也就是说明历史为什么是如此的，不是如彼的。历史哲学比起历史学来，是更富有“深度”的。
雷
达：综合地看，我以为茅盾文学奖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水平。看综合水平，首先就要了解它的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的宽广程度、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高度，要看精神资源是否丰厚、折射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性蕴含，以及文本的创新程度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它不应是在封闭之中的自我认可，而是参照古今中外的文学标准所得出的现实结论。同时，很难说其评奖就是“固守着传统现实主义”，或者充斥着“牺牲艺术以拯救思想”的妥协主义。比如厚重之作《白鹿原》在艺术方面，有人说它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心理现实主义色彩，运用了文化的视角，都有道理。我觉得它的背景有俄苏文学的影响，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也有拉美文学的影响，总之它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观念已相去甚远了。再如被认为除了在叙述方面开头的硬壳不好读外，整体上还是无可挑剔的《长恨歌》，表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它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来隐喻一个城市的灵魂及其变化，这在过去的文学观念中是不太好接受的。“恨”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人生长恨水长东流的抱憾，生命有涯，存在无涯的悲情。一个女性在男权社会里始终不能达到自己对爱情、对幸福生活理想的追求，她所以有恨，她的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错位，也有恨。恨的内容丰富，但只有用一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才能正确理解它。还有如《蛙》《尘埃落定》《钟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等等，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有着独特的价值和生命力。相反，也让人不无遗憾的是，贾平凹的《怀念狼》、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日光流年》、李洱的《花腔》、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等在文本文体上是有突破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小说创作走本土道路的新尝试，却由于种种自身原因或非自身原因落选了。当然，茅奖也有一些作品，曾经轰动一时，时过境迁，因艺术的粗糙而少有人提起。我说的大都是我参加的那几届的情形。
很多学科都效法历史哲学的路径，不再满足仅仅认识学科的“如此然”，而探索学科背后的“之所以然”，例如文化哲学、艺术哲学等，甚至理工学科也出现了学科哲学，如建筑哲学、天体哲学等。我们文学工作者是否也可以建立“文学哲学”呢？
所谓文学哲学就不是一般性地评论文学的“如此然”，评说作品的优劣好坏，而是探讨文学的“之所以然”：作品为什么是优、是劣、是好、是坏的？进一步说，就是要探究出作品萌生、发展、成长的内在规律性。
左起：王干、陈忠实、雷达、闫晶明
舒晋瑜虽然在访谈中没有提过“文学哲学”这个词儿，却贯穿了文学哲学的路径，以她特有的执着、深厚的素养、秀和的风貌，不断向作家们叩问“为什么”。
问：您如何看待茅盾文学奖的美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