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对于居里夫人来讲，一生中最悲痛的事就是丈夫彼埃尔·居里的逝世，她失去了最好的伴侣和事业伙伴。但她超越了悲哀，继续从事他们共同的事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科学工作中。就在这一年，居里夫人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人两次获得诺贝尔奖，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出现过第二个。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居里收到了一封来自祖国的信。信中说“我们波兰人民敬仰着您，愿您能回国工作。我们的国家因为遭受压迫低下了头，如果您在这里，我们的力量会大许多，可以重新抬起头来，请您不要拒绝。”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波兰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经常会受到周围强国的侵略，可是波兰人民从来就不屈服，他们想让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居里夫人多么想离开法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啊!这样她可以和波兰人民一起斗争，不会再感到孤独。可是她的科学工作在法国，她的丈夫彼埃尔长眠在法国的土地上，她实在是走不了。尽管如此，为了答谢祖国的深情，她回到了波兰的首都，参加放射学实验室的落成典礼。每次聚会，她都要发言，她说：“波兰人民被外国控制着，但这并不可怕，我们坚信，不合理的事情总有被消灭的时候，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1914年，波兰终于摆脱强国的压迫，取得了独立，挣脱了150年的奴隶的枷索。玛丽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她在给亲友的信中写道：“波兰人民终于见到光明了，我现在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波兰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波兰解放后，玛丽一直在想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波兰的首都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作为科学研究和癌症治疗的中心。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可是刚刚解放的波兰太贫穷了，没有钱，怎么办呢?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居里夫人的朋友为了帮助她，代表她向全国募集经费。他们向全国各地散发传单，上面写着：“为建筑玛丽·居里研究院，您愿意买一块砖吗?”同时，上面还印着居里夫人的题辞：“我最热烈的希望，就是在波兰创建一个镭学研究院。”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这个运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各地募集到的砖瓦的数量一天天增加，终于，研究院要开始建造了。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玛丽回到华沙，参加研究院的奠基，波兰人民给予她最热烈的欢迎。每所大学，每个城市，都把最高的荣誉头衔赠给了她。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奠基这一天早晨，天空晴朗，的阳光照着大地，波兰共和国总统为研究院放下了第一块基石，居里夫人放下了第二块……波兰的总统亲切地对她说：“你已经离开祖国很多年了，可是对祖国仍然充满感情，祖国的语言也说得这么好，真让人惊讶!”居里夫人郑重地回答总统：“祖国的语言是应该永远记住的。”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居里夫人由于长期从事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不幸患上恶性贫血症，医治无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她的灵柩和丈夫的灵柩埋在了一起，而在她的墓中，则被撒上了波兰的泥土。居里夫人虽然离开了她所爱的祖国和人们，但她要永远地亲吻着祖国的泥土。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