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以史为镜，掩卷遐思，我不能不引发感慨：六十多年前，仅贪污1万元就被定为“大老虎”，由此可知当时我们的党中央对惩治腐败防微杜渐的坚强决心。历史已经昭示，在那种惩腐须用重典的形势下，我们的党风端正，社风清明，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为之焕然一新。联想到今天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类似这样的“大老虎”该是有多少？据近些年来报刊不时披露，在我们一批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中，贪污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竟大有人在，而奢侈浪费与贪污腐败又往往是交叉合流且兼而有之。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现象的蔓延已严重破坏到我们的党群关系，影响到我们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时下何以要惩治腐败迭出重拳，那分明是在呼应六十多年前“三反五反”运动的警世钟声。
毛主席为什么“三反”“五反”一起搞？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9-08-30/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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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指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与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祝词》中提到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合称“三反”、“五反”。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主席在1951年至1952年间亲自发动、领导了“三反”和“五反”运动。“三反”运动是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则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毛主席为什么要在进行“三反”运动的同时开展“五反”运动，“三反”与“五反”一起搞呢？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知道，虽然“三反”运动和“五反”运动都是在1952年10月同时结束的，但却不是同时开始的。
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及时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不出毛主席所料，也就是两年多的时间，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就开始在党内滋生和蔓延了。
随着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地呈送到中央，毛主席在阅读这些报告后，断然决定在党、政、军机关内部开展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从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最早是在1951年11月20日批转东北巨的一个报告时，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指示发出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而“五反”运动则是在1952年初“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的时候，毛主席决定发动的。发动“五反”运动的原因是：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的关系。在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等领导机关的报告中，都反映出这个问题。
1952年1月，毛主席在批转北京市“三反”斗争经验的按语中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藉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了。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宣告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是建国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通过“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嚣张气焰，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始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与管理的制度，为之后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三反”和“五反”运动，毛主席当时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毛主席当年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斗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的启示就是：反内部的腐败必须与反外部的腐蚀同时进行。
众所周知，“行贿与受贿”就象“卖淫与嫖娼”一样，是一对共生的怪胎；正如没有“卖淫”就无所谓“嫖娼”，没有“行贿”也就没有“受贿”。至于是贪官索贿在前，还是不法之徒行贿在前，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但这些年无数的事实说明：绝大多数贪官索贿的胆子也是行贿的人给培养出来的。因此，在反腐败斗争中，反内部的腐败必须与反外部的腐蚀同时进行，否则，腐败分子就会象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
特别是对于那些谋取非法商业利益的不法商家，对他们的行贿行为必须坚决打击。因为这些不法商家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与一般群众为了解决个人问题的行贿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后者的行贿行为虽然也是错误的，但对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损害较小，而且有许多人是被迫的；而不法商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对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损害极大，而且绝大多数的行贿行为是主动的。
正因为不法商家的行贿行为对社会有很大的危害，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出于商业目的贿赂行为都是严厉惩治的。不仅要严惩受贿者，对于行贿者，除了没收非法所得以及处以罚款之外，还规定根据情节轻重判处有期徒刑。
由于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法商家对党和国家工作人的员行贿行为，就具有腐蚀拉拢的性质，而这种腐蚀拉拢就是阶级斗争在现阶段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认识问题，就会犯极大的错误，不仅反腐败斗争不能取得胜利，而且党还会变质，国家还会变色，直到最后象前苏联一样。
在“三反”运动结束时，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中央统战部认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并建议他们不要采用。统战部在准备发出的一个指示稿中讲到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审阅此件时，又改写和加写了一段话：“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①（①毛泽东审阅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时修改和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27日。）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些看似不太符合规范公文的薄薄的几本原始案卷，却蕴藏着世纪风云，记录着人世沧桑，案卷里有一股凛然正气荡漾其间。“三反”“五反”运动是在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刚刚取得执政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开展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提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主席也及时告诫全党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在进城后的两年间，各地党和国家机关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时称“三害”）却不断发生，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1951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考虑到1952年全国可能出现财政困难，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根据中央精神，从1951年11月开始，各地发动了全面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各省市和中央局在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的“三害”现象上报中央后，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他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2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中央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各地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和官僚主义现象。12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中进一步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由此，“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与“三反”运动几乎是同步开展的“五反”运动也如火如荼进行，“五反”运动既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对资产阶级进行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继续，同时又是“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的结果。1951年底，随着“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在清查党政机关内部浪费、贪污、官僚主义“三害”的过程中，发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贪污腐化行为与资产阶级的腐蚀拉拢直接相关，多数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根据“三反”运动揭露出来的线索，资本家的违法行为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当时称之为“五毒”：一是行贿。二是偷税漏税。三是盗骗国家财产。四是偷工减料。五是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历时分别只有10个月和5个月，但成绩巨大，效果显著，得到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衷心拥护、积极参与和高度评价。据资料表明，“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各地揭露出了一批严重的贪污盗窃案件，并先后召开了坦白检举大会和公审大会，对于严重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最典型的例子是依法判处了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据统计，全国有共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运动，其中总人数的4·5%经最后核实定案给予了各种处分。在黄石，当时参加运动共计533人，贪污亿元以上的1人，千万元以上的35人，百万元以上的173人。百万元以上的贪污赃款总数22·01亿元，造成损失36·7675亿元，退赃2·907亿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打退了不法资本家的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监督，并实行了民主改革，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教育，创造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同时也挽救了一批国家干部，起到了清除旧社会污毒和移风易俗的作用，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根据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地的定案处理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范国强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①（①《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l页。）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②（②《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7、2l页。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像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那个年代。那是人民共和国刚诞生不久的年代，国家本来就一穷二白，战争疮痍还未抚平，抗美援朝烽烟又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不高，这从案卷的纸张和打印质量就可以看出端倪。纸张普遍呈暗黄色，一是时间相隔太久，二是纸的质量太差。有的纸张很薄，正面的字在反面亦可看到；有的还是用的那种马粪纸，颜色已接近深黑。有的文件上用蓝油墨打印的字已挥发成砣状，辨认不清字迹。有的文件材料还是用钢板人工手刻，字体歪歪斜斜。一个地级城市的文件材料竟如此粗糙不堪，实出乎我意料。文字也不规范，言不及义之处甚多，语法修辞更不讲究，许多口语俚语充塞其中，字里行间间或还有骂人的语句，可想而知文件起草者的文字能力也有限，由此亦不难找到几许当年“大老粗坐天下”的感觉。**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我静静地翻阅着这些案卷，这些虽然纸张发黄、文字模糊的案卷里面，分明有着厮杀之声，有着人头落地。那时，人们对贪污犯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就是“老虎”，故有“打老虎”之说。中央规定“大老虎”的标准为6条：个人贪污1亿元以上者；个人贪污不满1亿元，但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者；满1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贪污5000万元，但性质恶劣，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务自肥，使国家损失1亿元以上者；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财产未报，价值在1亿元以上者。凡符合以上6条之一者，即为“大老虎”。为防止实际操作过程中混淆政策界限或盲目追求打“虎”数量，湖北省委将“大老虎”的标准直接界定为“直接贪污1亿元以上者”（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人民币即现在人民币，1元等于旧人民币1万元，1亿元折合今天的人民币1万元）。至于对不同的“老虎”们是如何不同的量刑处分，文件中并没有具体详说，但既然谓之为“老虎”，在必打之列则是必然的了。
毛泽东本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搞特殊。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比我们的年龄还长，它静静地躺在那里，时间在不断诠释它们的历史价值，我们应当无比珍惜和善于运用这笔宝贵的执政财富。
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
档案局的工作确实令人钦佩，尽管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这些案卷却都保存完好，卷宗都是红色硬壳封面，各类文件材料分别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每册前面均有目录，便于查找。档案工作在一些人看来本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功利可图。但档案局的同志却将之做得这么实在，他们是在用行动证明，档案工作图的是党的功利，是国家的长远大计，它给后人留下的是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足迹。
从以下他写的几个批语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对党内这一斗争形势的估计。
这足迹仿佛一下子将我与那段历史拉近了。案卷里保存的各类文件和材料，记录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点点滴滴，分明都经过当年那些老前辈们审阅、批示、传看、执行过，它们的时代性和权威性可想而知。这足迹既让我感到历史的斑驳久远，又感到时光的无情易逝，六十多年前波翻浪卷的情景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但分明又触手可摸，似在眼前。
“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
毛泽东在指导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这对于保证“五反”运动不出现原则性错误和大的偏差，起了重要作用。在指导实际工作中间时刻关注着思想理论动态，用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这是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
六十多年前的案卷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小城编写党史二卷，党史部门邀我写“三反”“五反”这一章。“三反”“五反”运动发生在建国初，离现在已经六十多年了。因属保密件，市档案局的一般档案里查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经市委办出面，几番周折才得以看到那个年代的案卷。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向毛泽东汇报“三反”运动情况。当说到资本家往往用给回扣的办法收买拉拢我们的采购人员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件事不仅要在机关检查，而且应在商人中进行工作。过去土地改革中，我们是保护工商业的，现在应该有区别，对于不法商人要斗争。”薄一波说：“看来，毛主席正在考虑这件事。”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67、168页。）
这时，已经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凌晨两点。信封上写着：“尚昆派人飞送。”毛泽东想了一下，又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对他说：“尚昆同志睡了，你直接去办。要谭政同志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八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乘专机直飞汉口。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三月十三日，毛泽东看到薄一波从上海报来的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情况的报告，发现第二类(即基本守法户)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八，第三类(即半守法半违法户)为百分之四十四点二。他认为第三类划的比例大了，要周恩来跟薄一波研究一下，能否由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三月十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和薄一波电，告诉他们：上海的“‘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移一部分到第二类，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手稿，1952年3月16日。）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毛泽东的这一策略思想，越来越鲜明。
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元旦这一天，下午五时半，毛泽东邀请十几位民主人士和党内几位负责人，在颐年堂聚会。他们是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章伯钧、马寅初、郭沫若、傅作义、张奚若、彭泽民、邵力子、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杨尚昆、齐燕铭。六时半，毛泽东同他们一起来到怀仁堂，出席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领导干部。曾在敌人的监狱中，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成了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俘虏。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不幸而言中。
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①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l页。）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从上述各项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①（①毛泽东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1日。）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23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0、20l页。）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呢?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他在一九五三年说过：“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处理此案的薄一波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②（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158、152、153页。）
建国初，当地政府曾计划为毛泽东在家乡建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直通韶山。毛泽东闻讯，当即写信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并告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信中说：“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③（③毛泽东给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的信，手稿，1950年9月20日。）
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
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手稿，1951年12月30日。）
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
鉴于贪污在旧币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这样，大约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予刑事处分。毛泽东认为，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同时，他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①(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他说，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彭真、林彪、聂荣臻的信，手稿，1952年2月9日。)
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
）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毛泽东还收到邓小平二月二十二日发来的一份电报，反映西南地区工商业出现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和税收明显减少，国营公司百货营业额只有原先的百分之三十，工业器材仅及百分之十五，许多私营企业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加剧了城市贫民的困难，重庆一区二万人(占该区人口三分之一)到了无食缺食的地步，开始对“三反”、“五反”表示不满。邓下平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从恢复部分建筑业和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人手，启动市场。毛泽东表示同意，要求“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③（③毛泽东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手稿，1952年3月7日。）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一位同学毛森品，几次致信毛泽东，请求推荐工作。毛泽东也复信婉拒了。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①（①毛泽东给毛森品的信，手稿，1950年4月18日。）
时至一月中旬，毛泽东还认为，很多地方“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小贪污分子和浪费现象远远没有揭露出来。他要求“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②（②毛泽东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1952年1月14日。）
对当时这个情景，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有一段叙述：“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
从一九五二年三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③（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为了适当减少毛泽东的工作量，秘书叶子龙嘱咐值班秘书：“军队，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均不送给主席看。”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身边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安排了一场电影，看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目的是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稍许松弛一下。这是元旦晚会以来毛泽东参加的第一次文娱活动。
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②（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手稿，1952年3月5日。）
另一个是来自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他们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毛泽东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市区党委，并在批语中写道：“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②（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0、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