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理论家”一边投身于“反右倾”，一边致力于“批判现代修正主义”。陈伯达和康生，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两员干将。
赫鲁晓夫与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的合影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苏由于各自战略需求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到1960年代，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激化，这种分歧后来扩大到国家关系上：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之间签订的合同和协议，撤走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停止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
赫鲁晓夫要用莫洛托夫换高岗
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前夕，为了缓和与苏共中央的矛盾，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位智勇双全的人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然后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一起召开第二次莫斯科会议。
1963年邓小平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代表团谈判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复杂形势下，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小平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接连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如何对付邓小平。不知是过于紧张还是为了给自己壮壮胆，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地在会场上站起来对他的部下说:“邓小平人那么矮，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9月1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当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为中共代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悦耳的音乐和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神采奕奕地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步人大厅，双方一一握手之后，宾主分别落座。
宴会上，邓小平同赫鲁晓夫之间的交锋由赫鲁晓夫的挑衅而拉开了帷幕。
赫鲁晓夫说:“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显然是用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共产党不听苏共指挥。对此，邓小平心若明镜，他不慌不忙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他们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他们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没有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回答他的问题，但他不会轻易服输，继续嚷道:“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对其他党来说，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反过来又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
邓小平严肃地回答说:“我们一向认为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干涉和控制别人。再说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过你嘛。”
邓小平的话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赫鲁晓夫张口结舌，一时语塞。
过了一会，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他责问邓小平:“你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呢？”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总要讲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就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对斯大林的错误当然要批，但对他的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对斯大林的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
赫鲁晓夫理屈词穷，显得非常狼狈，停了片刻，他转换话题，冷不防地冒出一句话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的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一听这话，很严肃地问赫鲁晓夫:“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赫鲁晓夫也可能太紧张，好像没有听明白邓小平的话，继续说:“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邓小平指着赫鲁晓夫问道:“高岗是我们党内部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部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下把这些拿出来干什么？”
赫鲁晓夫显得很被动，低着头，再没有吭声。
后来一周，中苏会谈毫无结果，在大吵一场之后不欢而散，中共代表团启程回国。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中苏两党又进行了公开论战。1963年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进行会谈。中国代表团团长为邓小平，副团长由彭真担任。成员有: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苏方会谈人员有:苏斯洛夫、格里申、安德罗波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萨丘科夫、契尔沃年科。
在中共代表团到达的当天，赫鲁晓夫照例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虽说是欢迎，但气氛并不友好，依然很紧张。在祝酒词中，赫鲁晓夫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郑重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见时机已到，接下来就说:“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众所皆知，这正是中苏两党的分歧所在。赫鲁晓夫的意图很明确，只有中国共产党接受苏共的观点，分歧才会消除。对此，邓小平表示，“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点坐不住了，加重语气说:“至少应该做到相互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表明态度，让两党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双方的观点。”
赫鲁晓夫显得不耐烦了，把餐具敲得丁当响:“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不慌不忙地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可惜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正式会谈开始后，首先由苏斯洛夫发言。他准备了一份长达70页的发言稿，讲了两个多小时。他除了不失时机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外，还在发言中大谈他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的观点。
邓小平在后来的发言中立即质问苏方，为什么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苏联对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一事避而不提？邓小平的质问，弄得苏斯洛夫面红耳赤。
这次会谈也是各说各话，甚至说话的气氛也越来越糟糕。7月20日会谈结束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大概是在会谈中吵得太多的缘故，以至于双方在祝酒时都无话好说了，只是为彼此的健康干杯而已。就在头一天，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还大骂中国共产党。可在宴会上，赫鲁晓夫还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分歧，那些分歧都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之间有分歧，你在苏匈友好大会上指责中国共产党搞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才是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还狡辩，为什么要用这些词呢，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但是，邓小平仍然强调，中苏两党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不过，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宴会结束后，晚上11点，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回国。7月21日下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北京西郊机场。在机场，代表团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和首都群众5000多人的热烈欢迎。这是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出国代表团归国为数不多的三次中的一次。
一九六二年十月，
如今，那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早已成为历史。以冷静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时中苏两党的论战文章，苏共那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气焰确实过分，而中共的极左思潮也相当厉害。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邓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的《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一文对这场大论战作了客观的总结：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对于“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尽管锋芒所向是对准苏共赫鲁晓夫，但最初却是点南斯拉夫铁托的名。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便发表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向铁托猛轰一炮。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陈伯达如此起劲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为的是表白自己“紧跟”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早在1957年3月，便已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在《红旗》创刊后的第二期上，陈伯达再度批判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写了《美帝国主义在南斯拉夫的赌注》一文。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此后，论战公开在中苏两党之间进行。1960年4月20日，为了纪念列宁的90周年诞辰，陈伯达所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以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为契机，全面谴责了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如何背离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接连发表七篇论战文章。这些文章，公开了中共与苏共、法共、意共、美共在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这些文章大都由钓鱼台“秀才班子”起草。陈伯达也参加了一部分起草工作。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从1960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球名将，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球。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的25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25条”。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25条”除了正面阐述中共中央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25条”。苏共中央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25条”。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1963年7月20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25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25条”，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1964年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致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陈伯达这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毛泽东，在1960年初他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⑨同上。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