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归鲁不久，杏坛的面貌便又焕然一新了，不仅除去了荒草，清扫了污垢，砌上了花坛，坛里栽满了各色鲜花异草，而且听讲的人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这已经是孔子集中讲学的第三个时期了，这期间，孔子又收了一批弟子，如曾参、子张、子夏等，都是极有才干，极有造就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参，鲁国南武城人，字子舆，是孔子早期弟子曾点的长子。他虽是在孔子遍访诸侯各国十四处归鲁后才拜师入门墙，其实，早在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常带他来听夫子讲学了。他曾穷居卫国，絮衣破烂，面色浮肿。因为常干粗活，手脚都生出老茧。往往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制新衣服。他注重自身的修养，曾倡导“吾日三省吾身”。他以孝道出名，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便是曾参一手教导成长起来的，子思又传孟子，可见他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传道者之一，所以被后人尊称为曾子。
曾参少年丧母，继母是个母老虎式的刁妇，对曾参十分苛刻，百般虐待，致使曾参夏无单，冬无棉，在辛酸与泪水中成长。因不堪继母的折磨，小小年纪的曾参便逃到卫国去靠卖苦力为生。但他天性纯孝，归国后，对他上了年岁的继母却以德报怨，万分地恭顺与孝道。齐国曾闻他的贤名，用厚礼相聘，欲封为上卿，但为了不使年迈的继母凄苦冷清，无依无靠，便坚决辞退不肯就职，后来有朋友责怪他失坐良机，他解释说：“自古养儿为防老，如今父亲过世，母亲年迈，参何敢远离呢？况且食人之禄，忧人之事，故我不忍离母远去，受人役使。”所以，一直没有出仕做官。
春天的一日，曾参到野外去采来鲜嫩的藜藿，这是他继母春天最愿吃的一种野菜，相传吃了能去火却寒，健脾强胃。第二天一早，曾参要出门办事，临走之前嘱咐妻子中午要做上等的藜藿奉侍母亲。说来也巧，曾参出门不久，妻子的小腹便痛疼难忍，额上的汗珠大如黄豆，在床上翻滚不已。这一切，她的婆婆是亲眼目睹的。儿媳由于病疼的折磨，午饭的藜藿竟没有煮熟。所谓不熟，不过是欠一把火而已，并非无法下咽。谁料，这一下竟惹下了塌天大祸，傍晚曾参回来后，继母竟大诉其苦，胡说什么儿媳趁丈夫不在家，有意与她为难，只怕存心不良，而且还边诉边哭，涕泪交流。
曾参是以孝闻名于遐迩的，这样以来，岂不坏了他的名声！将来有何脸面见先父于地下？一怒之下，便写下了休书，欲将妻子休掉。
妻子要辩解，要申明原委，曾参不让张口。曾参之妻也并非等闲之辈，她要去找孔子评理，要听听这位圣人的意见。不提找孔子评理倒还罢了，提起找孔子评理，不禁使曾参想起了一件十四年前的往事，浑身冒出了涔涔冷汗。
曾参家是一户不太富裕的自耕农，父亲曾点一边跟孔子上学读书，一边种着几亩园圃，生产的菜蔬既供自己食用，也到集市上去卖些钱币，以资灯油炭火的开销。一天，曾参父亲正在执锄耘瓜，瓜地里的草很盛，高过了瓜秧。七岁的曾参见父亲独自一人在耘瓜苗，躬身弯腰，通身汗流，很是过意不去，便不声不响地拿了一把小锄，来到父亲身后，也锄起草来。七岁的孩童，哪里会务庄稼，越是卖力，闯祸越大，不大一会儿，竟锄断了许多瓜秧，他全不觉。曾点直腰擦汗，回身见曾参正在辛勤地劳作，不觉暗暗地心疼，待走过去欲劝他休息玩耍时，不觉火冒三丈，茁壮的瓜秧竟让他锄断了不少，禁不住斥道：“这是异种瓜秧，瓜种是从吴国觅来的，如今被你连根斩断，如何开花结瓜？”
曾参答道：“可以把根接牢了，培以基肥，何愁不能结瓜呢？”
曾点大怒道：“将你的头斩下来，还可以接起来继续生长吗？做错了事情，尚敢出言顶撞，这还了得！”说着，手握锄柄，没头没脑地向曾参打来。
人在暴怒时，手下哪有准数，不想一柄下去，竟将曾参打昏在地，长时不醒人事。曾点害怕了，扑上去，摇呀，晃呀，哭呀，叫呀，半天才将曾参摇晃苏醒过来。曾参醒过来之后，微笑着对父亲说：“往日儿有过失，父亲用力扑责。但今日参罪该杖责，父亲竟手下无力，莫非年高力衰了不成？”
曾参说罢，退入卧室，弹琴唱歌，以此告诉父亲，自己的身体并未受伤。
不久，孔子便得知了这一消息，曾批评说：“七岁顽童，不懂农事，耘断瓜秧，系情理中之事，点何以要如此暴怒杖责呢？禽兽尚知慈爱雏幼，点身为人子，岂不知乎？参既受杖致昏仆地，生命并非儿戏，为何要鼓琴作歌，表示身体安康呢？昔者虞舜有顽父瞽瞍，舜尽孝道于瞽瞍，瞽瞍溺爱次子象，误听象之诈言，欲使舜临险地，舜并未远避他方，受小棰则忍受，受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曾犯不父之罪名，舜亦不失为孝子。如今参委身以待暴怒，昏死而不逃避，倘若真为尔父杖死，岂不陷尔父于不义吗？是为最大之不孝！
……”
曾参知道，去找孔子评理，夫子是不会答应他出妻的，而且要严厉地批评他，所以他执意不肯。
邻人纷纷来劝解说：“藜藿小事，并未犯七出之条，为何竟要休妻呢？”
曾参回答说：“藜藿确系小事，不在七出之例。小事尚且违逆我旨，何况大事呢？如此不孝不从之妻，留她何用？”
曾参不听邻人劝诫，还是将妻子休了。在那妻子为丈夫所私有的封建社会里，其妻欲反抗，欲挣扎，自然是徒劳的。
曾参的继母也未出面讲情。
看来曾参是个虚荣心很强，看问题偏颇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为出妻一事，孔子曾批评他说：“结发夫妻，情深意厚，为一藜藿小事而休之，人伦何在？禽兽尚知恩爱，吾弟子难道不知？妻子藜蒸不熟，可以教诲，人非神仙，熟能无过？有过则休之，仁义安在？”
经夫子的一番批评教训，曾参很是后悔，然而水已泼出，木已成舟，饭已做熟，无法挽回。
曾参出妻之后，终身不再续弦。他的儿子元劝其续娶，他向儿子说道：“高宗因有了后妻而杀孝巳，尹吉甫因为有了后妻而放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足以比拟尹吉甫，一旦娶了后妻，又岂能保不为非呢？”曾参没有谈及自己，他虽没有被杀、被放逐，但吃的苦头何尝少呢？娶了后妻，前窝子女算是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曾参总算是没有脱了疮疤忘了疼，这也许能弥补一点他出妻的过失。
在季氏那宽大空旷的议事厅里，季康子正在眯目品茶，冉求陪坐一边。他颇似其祖父季平子，喜欢静静地想心思。半晌，他对冉求说：“冉将军，我欲出兵伐颛臾，你看如何？”
自从哀公十一年冉求率部却齐之后，便一直被尊为将军，但仍做季氏家臣。冉求闻听，先是一怔，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颛臾乃鲁之附庸，一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为何要出兵征伐呢？”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马车在坎坷的、弥漫着烟尘的土路上颠簸前进，孔子在车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他的面前浮现着车轮碾过各种各样的路：
狭窄的、宽阔的、弯曲的、平直的……
杂土的、泥泞的、石子的、龟裂的……
春天铺满嫩草的路，夏天的林荫路，秋天落叶的路，冬天白雪皑皑的路……
浮现着各式各样惨不忍睹的镜头：
在齐国，鼎烹有功大臣的惨象……
在宋国，无辜的百姓被驱赶着为司马桓魋营造石椁墓穴的可怜景象……
在卫国，蓬头垢面，赤裸着灰黑的脚的石头躺在无人照看的蒿草中，身上盖着一张破席片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在鲁国，在季氏的刑讯室内，一只被砍断的鲜血淋漓的左手……
待孔子师徒回到杏坛，冉求已恭候在那里多时了。冉求见孔子走下车来，忙上前施礼，孔子摆摆手制止，冉求还是大礼参拜了。他发现了夫子脸上阴沉的乌云，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倍加小心翼翼。
孔子冷冷地说：“冉求，你好久不曾来杏坛听讲了。”
冉求恭敬地说：“政务太忙，实在是不得脱身！”
“定然很忙，”孔子带着极少有的挖苦口吻说，“你不忙，季氏何以能钱财日增，仓满廪盈呢？”
冉求小心地说：“弟子不明白夫子的意思。”
孔子的脸色陡然一变：“君子之过，犹如日月之蚀，人皆得而见之；他若改正了，人皆仰望之。”
“夫子，为人家臣，求有何法？……”冉求摊出两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吾非你的夫子！……”孔子拂袖，愤怒地转过身去。
“夫子！……”众弟子上前规劝着。
“冉求不再是孔丘的弟子！丘之弟子需助善为贤，不得助纣为虐！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冉求垂手立正，泪水在眼圈里转悠，使劲地低垂着头。
同学们默默地望着夫子愤怒的神色，望望痛苦的冉求，相互望望，谁也不说一句话，整个杏坛，死一般的沉寂，也不知过了多久，孔子猛然转过身来，心情沉重地说：“二三子听着，从今尔后，丘决定不问政事，更不出仕，专心讲学，删诗正乐，赞易定礼。冉求可将此意转告季氏，今后不准再来烦扰！……”
孔子说着也低垂了头，独自步回书房，他的眼眶里也转动着晶莹的泪花……
孔子从教凡四十余年，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从未向弟子们宣过恶言，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的心中比冉求更痛苦。
同学们劝慰了冉求一番，冉求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去了。
冉求回到季氏府，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栽倒到床上，失声痛哭起来。他使劲用衣襟堵住自己的嘴，不让哭声传出屋外。冉求为何要如此悲伤呢？是委屈吗？是忏悔吗？还是在痛恨夫子呢？大约都有一点。然而事后静下心来想想，夫子的一腔怒火并非是在向自己发泄，而是在向季氏发泄，是在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道发泄。而这一腔怒火又来自对季氏“聚敛”政策的疾恶如仇，来自他那“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的政治主张，来自他那颗爱民的善良之心。冉求承认，这些年来自己与夫子的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的分歧是愈来愈大了，但从总的讲，从道理上讲，夫子是正确的。他更感戴夫子的教诲、培育之恩，自己所以能有今日，全赖夫子的栽培。因此，虽然有了这场风波，冉求在心灵深处却依旧尊敬和热爱夫子，只是怕惹夫子生气，才不得不采取暂时回避的政策。他依旧抓紧时间去听夫子讲学，只是不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是微服站在门外或者墙外。他依旧是每天向夫子请安，问安，只是不到夫子面前，而是在默默地祈祷，祝夫子健康长寿。这一切，孔子自然不会知道。
事过之后，孔子很后悔，很痛心。他意识到，自己对冉求的要求太苛刻了，委屈了他。季氏世代贪婪成性，岂是冉求的好心劝谏所能改变的！十四年前，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祖国而出走呢？齐国王卿施计，盛饰女乐，鲁国君相迷色，不理朝政，自己曾详陈事理，正言谲谏过，也曾委婉讽谏过，最后弃官降谏，结果怎么样呢？可使鲁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了一点，悔改了一分吗？自此以后，栖栖遑遑十四年，见过了多少君侯卿相，有哪一个肯纳人之谏，改恶从善呢？既然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强求冉求做到呢？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呀！……想到这里，孔子深感内疚与不安，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孔门弟子：冉求的当仁不让
周游列国后回到鲁国的孔子，享受着国老的待遇，也就是起着参与议政的作用。不是决策者，也不是政策与决定的执行者，但是却可以对于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受到当权者的咨询。待遇当是不低于走时的六万俸禄，或许还会高于这个数目，虽然没有具体职务，政治待遇却要高于一般的大夫。如果寻找“顾问”的源头，恐怕最终要落到孔子的头上。
冉求，鲁国人，比孔子小29岁，以擅长政事列于孔门“十哲”。
有一次，孔子让几个弟子谈志向。子路说他可以治理“千乘之国”。冉求低调一点，说只想治理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地方，治理三年能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不过礼乐教化方面，自己还不行，得依靠贤德君子。夫子认可冉求有这样的才能，曾对人说，“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冉求可以去当总管。还说，以冉求的才艺，从政是绰绰有余。
夫子对冉求政事才能的赞赏，从他回答子路关于“成人”的一段话中，尤其昭然可见：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夫子这里举了四个人，前三位都是鲁国的前贤，他们分别有超出常人的智慧、道德和勇敢，只有冉求是当时活着的后辈；把他和三位前贤并列，可见夫子对冉求的“艺”是何等抬举。夫子说，有这四个人卓异的优点，再加上礼乐的修养陶冶，就称得上是“成人”了。
尽管对冉求的才能如此肯定和赞赏，但夫子却又认为，冉求只是“具臣”而已――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与季氏同族的季子然问孔子，仲由和冉求是否称得上是大臣？夫子说，所谓大臣，就是要用道义事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不干；如今的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具臣吧。很显然，在夫子看来，“以道事君”是杆标尺，达不到它的，哪怕再有才能也称不上大臣。这里且不论子路，单说冉求，他有哪些表现，让夫子觉得他没做到“以道事君”呢？从《论语》记录来看，有如下几件：
一件是，季氏（指季康子，以下同此）祭泰山，孔子知道后，责问时为季氏宰的冉求：“你难道不能阻止么？”冉求说“不能”。夫子很生气。当时只有周天子和诸侯才有祭大山的资格，季氏作为卿大夫去祭泰山，分明就是“僭礼”；而身为季氏宰的冉求不加劝阻，这在夫子看来，也是有违礼制和道义的失职行为。
晚年孔子在鲁国政坛上的地位与作用，在他刚回到鲁国不久，便因为季氏的田赋改革而得到了具体的验证。
再一件是，季氏准备攻伐邻近小国颛臾，冉求和子路去告知夫子，夫子听说后便责备冉求，认为他作为季氏宰难辞其咎。冉求分辩说，他和子路本来也不赞成这件事，可颛臾近邻季氏封邑，为防后患而攻取它似乎也有其道理。夫子听后更生气，指责冉求为贪得无厌找借口，又说了一通“谋动干戈于邦内”将招致祸害的道理。后来，季氏放弃了攻颛臾的图谋，这可能跟冉求转达了孔子的反对意见不无关系。
还有一件是，季氏“用田赋”，冉求也没有劝谏、阻止。《论语》中有一则：“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很可能指的就是这件事。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夫子的道义，可是我的力量不够。夫子说，力量不够的，是半途而废，而你现在却是止步不前（意指冉求根本没有对季氏进行劝谏）。对季氏“用田赋”，孔子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按先王之制，“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即有战事时才征收赋税，无战事则免征；而“用田赋”实行常年征收，这不仅是违制，而且还会增加民众的负担。所以，孔子对冉求未尽劝阻之责很不满。然而，据《左传》记述，季氏在推行“田赋”之前，曾委派冉求征询夫子的意见，孔子答以“丘不识也”，求询三次都是这样；季氏心里很不痛快，www.lishixinzhi.com让冉求传话给孔子：您是国老，期待您的高见好办事，为何不明白地说个话呢？孔子还是没搭理。但他在私底下对冉求说，君子要按礼制行事，事情应做得适当，赋敛须尽量微薄，若是贪婪无厌，就是推行田赋，也会觉得不够的。还说，季氏既要恣意行事，为何还来问我呢？……孔子的这番话，冉求传给季氏，但季氏听不进去。没过多久，鲁国便实施了“田赋”制，时为鲁哀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83年。
《论语》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事很可能就发生在推行“田赋”之后。孔子或认定，冉求作为季氏宰，这也等于是他在帮助季氏聚敛增财，因此怒而宣称，冉求不是自己的门徒，还叫弟子们擂起鼓来，一起攻击他。古代战场上开战先要击鼓，不过夫子这里说的“鸣鼓而攻之”，并不是要抡起拳头或棍棒，对冉求进行“触及皮肉”的教训。王充的《论衡》对此有解释：“攻者，责也，责让之也。”可见，“鸣鼓而攻之”，就是击鼓造声势，对冉求进行严厉斥责，这是文斗，有点像后来那种“现场批判会”。不知当时孔门的“小子”们，是否真的遵从师命，对年近半百的冉求“鸣鼓而攻之”――若有的话，想必会很好看――可惜《论语》又没有记录。不过，夫子没有因为说了“非吾徒也”，而真的开除冉求的名籍，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不然的话，冉求怎么可能还列名于孔门“十哲”呢？
《论语》有一则记述，孔子曾将冉求和子路作对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说冉求生性退缩，因此要推他向前；子路胆子有两个人大，所以得拽他一下。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冉求数次未对季氏进言劝谏，似乎跟他胆怯退缩的性格有关系了。然而，在《左传》中，却呈现出一个与此迥异的冉求――
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国进犯鲁国，季氏问冉求怎么办，冉求说，你们三位（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中的两位率军抵御，一位留守在朝。结果叔孙氏和孟孙氏都不肯率兵出战。冉求于是又对季氏说，那就只能由您亲自率师，背城一战了；还说，叔孙、孟孙两家不愿出战也很自然，因为执政大权都在季氏手里，季氏既然身负国政，齐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便是您的耻辱，这就不配跟诸侯并列了。听冉求这么一说，季氏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冉求受命率领左师，与齐军激战于郊外，在冉求的指挥下，鲁军作战勇猛，齐军仓皇溃逃，冉求再三请求追击，季氏想见好就收，没有允许。……事后，孔子听说冉求用长矛攻破齐军，也表示了赞赏。
从《左传》的记述来看，冉求显然不是那种怯懦退缩的人，在鲁国面临危难的时刻，他敢于对顶头上司季氏直言无忌，甚至说出有“冒犯”意味的话（如“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于诸侯矣。”）。而一旦身临战场，英勇善战不逊于子路，也没有临阵退缩的表现。如此看来，按照孔子所谓“道”的期望，冉求或有所不足；但在事关国家安危，身当“执干戈以卫社稷”时，他是不畏怯，不退缩，敢进言，敢担当的――这时候，他是一个“当仁不让”的勇者。
作者：伊人
《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记载了这个事件：“季孙欲用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这次季康子所实行的田赋改革，即由原来的丘赋改为田赋。那时是“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左传·定公十一年》)鲁国与齐国战事频繁，所需各种费用相当巨大，原来的田产与家财一块计算赋税的“丘赋”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在此情况下，季康子决定实行新的“田赋制”，将田产与家财各为一赋，也就是说新的田赋制要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一倍，也就是每丘要出两匹马、六头牛。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季康子派家臣、也是孔子的学生的冉有就田赋问题前去咨询，实际上是要孔子表态。这既是检验孔子对于当政者的支持度、顺从度，也是想利用孔子的表态，来减轻因增加百姓负担而带来的压力。但是冉有三次问询，孔子均不作明确回答，只是说“我不了解情况”。冉有见老师分明有着明确的态度，却以“我不了解情况”来搪塞，有些着急，便说：“老师是国老，现在这个事情需要你表态后才实行。为什么老师就是不表态呢?”
我估计冉有询问的时候，肯定不是一个人在场。只是到了只剩冉有一个人的时候，孔子才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行政措施，应该在合于‘礼制’的范围之内，施于民的一定要宽厚，国家的事情的规模要适中，取于民的一定要少(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我国原来实行的‘丘赋’也就够用的了。如果不按照礼制去办，而是贪得无厌，即使实行了他季氏的田赋，也会入不敷出。”虽然是私下谈话，可是在关系着鲁国政局的大事上，孔子依然毫不含糊。他接着更加严厉地对冉有说：“你和季孙若要依法办事，那么有周公现成的法典可以遵守。若要任意而行，那又何必来问我的意见呢?”
对于季氏的田赋问题，《左传》上说的是“贪冒无厌”(贪得无厌的意思)，《论语》则称之为“聚敛”(搜刮民财)，《孟子》指为“赋粟倍他日”(赋税比以前多了一倍)，如此看来，季氏的田赋之变，严重地增加了农民负担这是肯定的。从孔子严厉的回答，也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他的原则性。而“施取其厚”与“敛从其薄”的主张，更是带有着孔子一贯的“仁政”的色彩。这既是他仁心的自然反映，也是他施仁政的一贯主张。尤其是在春秋末期、贵族统治者置民众生计甚至生命于不顾、疯狂扩充各自的地盘与权力的时候，这种“仁”心与施“仁政”的主张，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贫苦出身以及几乎贯穿一生的穷困与蹉跎，更令他的这种民本思想有了深厚的根基。至于他事必以周礼为准则、为解决问题的锁钥，而没有以向前看的姿态找到新的救世办法，这既有他保守守旧并导致一生碰壁的一面，也是时代的局限所致。
估计冉有的问询当是在鲁哀公十一年的冬天。知道了孔子的态度的季氏，并没有停止自己实行田赋制的脚步，紧接着在鲁哀公十二年的春天，就全面推行了田赋制。气愤的孔子当然拿季氏毫无办法，但他却对于在季氏家中有着相当权力的冉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孟子·离娄上》如实记下了此事：“求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严厉到了不承认冉有是他的学生，并号召他的弟子们可以大张旗鼓地批评冉有。
孔子对于冉有的严厉态度，当然也是对季氏田赋制以及不尊重孔子意见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季氏当然清楚这些，但是他对于利害的权衡，当然要大于遵老敬贤之心。从这一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晚年的孔子在鲁国政坛所处的地位：是一块显示当政者尊贤并以此招贤的牌子，又是一位当政者咨询问题的顾问，他的意见可以听也可以不听，这全以当政者的利益为取舍。
十四年的流亡岁月，并没有改变什么，孔子还是孔子，季氏还是季氏。
这种状况，很快又被另一件事情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