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重读沈天鸿先生《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两文,见于其重要理论著作《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附录部分,写作时间分别是1988年1月上旬,1989年3月。虽然早于20年前,但于今仍然是重要的理论文本,对我们写作当下散文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赞成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的结论,但我对沈先生推论所依据的事实持有另一种理解。因为我是一个必须天天讲析传统散文的中学语文教师,按规定必须要发掘一些传统的好以启发学生。所以我暂时只能对中国散文的古典性史实务必宽容。尽管我也希望找到更多更新颖更优秀的当代散文。
当面求教于沈先生,他解释当代性即现代性。同样是基于哲学意义的思考。
沈先生认定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当代性不是时间的当代性,而是审美的当代性,思考的当代性。我理解此即依据现代哲学对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的关照进行文学散文的艺术表达。这种表达就是一种立足于人的生存的当代性思考。使阅读者通过对当代散文的阅读,从而使人生活得更多。语言必须超越事实!这个多并不是对内容进行量的叠加,而是由作品结构形式和语言表达本身生发,即多是由创作者的思表达出来并由读者的阅读之思获得。
沈先生无疑是中国散文载道传统的反对者,我们由此可以理会出这种载道传统实质就是对人之作为人的精神的异化,是儒教集权政治对语言的干预过度而造成散文艺术形式生命的丧失,人的内在精神本质的丧失。那些载道散文并不能由文本结构和语言到达由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本质,生存的本质,亦即艺术精神的本质。沈天鸿先生质疑得更多的是其道本身,以及古典散文载道的目的。我以为这无疑是秉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科学精神,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所作的深刻反思。
当代散文并没有如当代诗歌、当代小说甚至当代影视艺术那样,或多或少在艺术哲学上与中国传统异质。这是事实。即当代散文仍然处境于历史载道传统之中,处境在相当于儒教的集权政治语境之中。对这个结论我也是支持的。是不是对中国散文的阅读如果过多,阅读的结果就是进一步丧失自我。亦即丧失对存在进行独立的深层次的思的可能性。
但我思考之后,有两个推论使我疑惑。在中国历史上其散文不是由专门的散文家来完成的,传统散文本身大多就是政治的附属物。创作散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也就是说言语不是目的。在古代,文人即官吏,或者官吏即文人。可能唯一例外的就是庄子的散文表达了。沈先生是推崇庄子的。我理解庄子似乎有这种自由的可能,独立的可能,也就是他有独立自我的可能。当然,看庄子的散文似乎也有了如此可能的事实。读庄子的散文可以理解庄子就是言语而已,为什么说话?目的大概不追究也行。而其他人则不是散文家,他们并没有从文本形式到文本内涵创造散文,他们只是写出了某种载道的实用文本而不是散文的艺术文本。这同样包括那些虽然不多但很耀眼的依佛依道而暂时逃避儒教现实的文人们的生死参悟与隐士情怀。因为暂时是不可靠的,生活的不得已也是不可靠的。
当然,我注意到庄子的时代以及庄子在他的时代里的身份。那时候他就是一个独立特行的人。楚相尚且拒绝,于他还有什么政治的诱惑!放到其他时代,我们就会为他是不是能够生存担心。
而当代散文写作的语境到底有怎样的改变呢?我们不得而知。而有建树的创造性的散文家依然罕见,散文好像仍然是其他行业者行业之余的附属之物。所以仍然在载道,载家国之道,载自我的性情之道。尤其是更多的报纸副刊上冠以散文之名的文章其时效性、针对性十分强烈。上一周可以发表的文字在下一周则是过时的了。我不说载道与否,就说春天有春天的散文,冬天有冬天的散文吧。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生活,对待社会的仔细周到。当我们在春天的早晨从晨报上读一篇秋天的散文,大约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就是那些对诗歌、小说文体有了极高文本建树的大师,他们于散文也同样只能拘于中国传统,大概不会立意高屋建瓴地创造新的散文文本形式。我们面对散文是不是缺乏艺术的严肃和崇高,而只是仍然把散文作为实用文体了呢?如我一贯以为的,被称为专门散文家应当是散文写作者的羞耻。散文谁都可以来两篇,散文对创作者既不能专业,就文体而言当然不能专门。散文文体就不能成为无可替代之物了。
沈先生推崇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但鲁迅似乎始终是中国的唯一,无有其二。我们也如同面对庄子,应当感恩于一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时间的罅隙之多,给散文创作者提供了万般不同的思考的可能。因此我们有必要考究当代人实质性的哲学处境,并不是我们向西方引进了时新的现代哲学,中国人就可以立即具有现代哲学的修养。从而当代散文写作就有了当代的审美标尺。我看不是的,因为我不能列举更多这样的事实。沈先生也同意这样的结论,他自己在论述当代散文的当代性特征的时候也没有更多地进行范文举例。当代散文当代性的可能依然是有限度的。但散文我们依然在写,且写得更多,但都不检讨,这似乎是中国人自以为是的聪明之处。只有沈天鸿先生要揪出这个话题,以期大家洗心革面,有所建树。
因此我就只能同意沈天鸿先生关于当代散文必须具有当代性的结论,但保留一份怀疑,现在我们真要作如此建树仍然没有广泛的可能性。因此我集中阅读了沈天鸿先生的散文,希望从理论家的创作实践中找到关于散文当代性的更多更具体的例证,甚至找到可供我们借鉴如何写作当代散文的标尺。我不是恶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相反是要以子之盾为另一矛,继续攻彼之盾。我并没有失望,我喜欢的散文比比皆是,沈天鸿先生于散文写作像他的诗歌文本一样,他同样在创造某种范本。我极喜欢他的《纤夫》、《不醒之塔》等散文。在简洁的表达中有相当深刻的思想难度。他写出的无疑就是具有现代审美意识的散文范本。我阅读之后的确可以生活得更多。这种多正是散文在恰当的当代形式下的丰富与深刻,符合哲学的现代性要求。而沈先生所作的思考也无疑具有哲学现代性的思的深度。其特征之核心恰在于思的独立性,他的散文是与别人不一样的散文。尽管某些表达的对象也是司空见惯的日常中事物,但他表达的恰恰是这些日常中事物的不庸常。语言已经超越事实!他的语言总是展示出更多的意味。
我看,具有现代性的当代散文是有了的。且肯定不止沈天鸿先生一个人。他作为理论家和创作者都不会孤独。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更清醒的认识和更加纯粹的实践。
我仍然要提一个问题,沈先生其文是不是也载道呢?我看见了,道是在的。沈先生解释说我说过其实散文仍然要载道的,只是载什么道的区别。此处的道当然就不是中国传统散文庸俗的政治之道,而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之道。即他试图回答我们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物物对称或者人物对称或者人人对称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文学的目的无疑是使我们超越庸常而生活得更多,更有趣味。无论是我们身边亘古不歇的滔滔长江或者熟视无睹的安静的振风塔,还是异国他乡的大师列宾以及列宾油画内外的纤夫都可能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但经过了沈先生散文言语,由我们阅读,因而就与我们每一个人有关。他已经在他的文学散文中创造了一种新的存在。对此深层呈现,我们已经不能摆脱它对我们生存的干预了。

自中国新文学的格局奠定以来,散文家们似乎便普遍陷入一种焦虑:究竟应该如何为白话散文确立一个醒目的文学性标识?在这方面,散文相比小说、诗歌、戏剧,显然有着先天的劣势。它既没有丰富的外来资源可供师法,又不得不面对传统文章与现代散文在概念上的巨大差异。如今,随着散文在文学格局中越来越边缘化,这种焦虑在不断地加重。如何证明散文不是文学的“边角料”,成为许多写作者思考与努力的重心。他们希望寻找到某种有着充分质感的、不易倾覆的事物,作为散文文学性的支撑,从而产生了诗化写作、哲理性写作、经验性写作三个重要的倾向。
诗化写作:“诗”之于“文”,成了束缚
在文学领域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纯文学”都是诗。这种观点大概源出于古希腊,因为“希腊人眼中只有‘诗’”。中国六朝时期曾有过“文笔之辨”,其意思也约略近于古希腊人所谓的“诗与非诗”。如今叙事文学成为主流,人们不会再计较形式上的“有韵”或“无韵”、“带音步”或“不带音步”。于是转而衍生出另一种观点:文学的重心在于“诗性”。因此,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戏剧,都必然是具有强烈诗性的。并且,其内在的精神气质越近于诗,文学价值也就越高。诗化散文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观点的产物。
纵观中国现代散文史,最早将散文写作引向诗化的大概是徐志摩,而真正为诗化散文奠定基础的则是何其芳。何其芳的《画梦录》在当时影响了一大批文学青年,其“独语体”的形式至今仍被写作者仿效。到了当代,自杨朔以降,诗化散文一度成为主流。此外,有许多诗人同时进行散文创作,他们的部分作品也可视为诗化散文。
诗化散文的产生与繁盛,赋予现代散文以突出的艺术品格,但也引出了种种流弊。比如,过度的抒情化。对此汪曾祺有过很好的评论。他说:“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再比如,某些诗人在写作散文时,不改苦吟习气,往往会在“遣词”和“炼句”上格外用力,其咬牙、攒眉之状透过文字历历可见,这就不免造成一种“见木不见林”的效果。通篇读下来,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个个新颖别致的句子。这种“句的独立性”对于诗歌而言或许是好事,就散文而言却是灾难。
虽然雪莱曾经说过:“诗与散文的分别是一个庸俗的错误。”但不得不承认,在艺术规律层面,诗与散文始终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诗的美学注重质感、密度、语言的精炼,散文的美学则注重弹性、雍容、结构的松弛。诗化散文的写作初衷或许是引入诗性以重铸现代散文的文学特质,可是,当这条路越走越远的时候,“诗”之于“文”,就成了一种束缚。
哲理性写作:缺乏对本土性资源的征用
如果说诗化散文寻找到的“支撑点”是诗性或艺术性的话,那么哲理散文的支撑点无疑就是思想性。而且,在部分写作者看来,散文既不能在艺术性层面上与诗歌抗衡,那么,凭借其形式的自由、表达的随意,作为一种思想的载体自然再也理想不过。
当代的哲理散文,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较为肤浅的,借事言理,意旨浮露,或感慨人生,或抒写心境,所谓“哲理”者,在这类作品中往往只是一个促成结尾升华的引子;一种是学人随笔性质的,作者要么本就是哲学方面的专业研究者,要么对哲学有着长期、浓厚的兴趣,思索之余,捡起其中几片碎屑,以随笔的形式表达出来;还有一种,是力图打破文类边界的实验性文本,这类文本在西方已有诸多先例,如叶芝、博尔赫斯等人的某些散文作品,其用意大抵在于融合“诗”与“思”,以“越轨的笔致”来打破散文写作的僵局。
中国自先秦时期就有哲理文的写作传统。但是,当代的哲理散文似乎与古代哲理文并无关联,而更多是从西方哲理文的路子上生发出来的。在许多相关作品中,我们都能够明显地看到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影子,却很难发现庄子、孟子、荀子的痕迹。换句话说,哲理散文在当代的诸多散文艺术形态中,可能是最缺乏“本土性”的,甚至其语言风格都呈现出强烈的翻译腔或欧化色彩。当然,这也不难理解,庄子、孟子的表达方式,与今人毕竟已有相当的距离。而更为重要的是,散文是一种必须“凿实”的文学形式,它从来都不厌琐细,可是哲理文的写作却往往“蹈空”。令人感到纳闷的是,如果纯粹就思辨性而言,为何不去读系统的哲学着作,而是读这类哲理散文呢?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再说了,“蹈空”的写作是容易取巧的,当句子与句子、语义与语义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大,以至读者不得不绞尽脑汁去探求其微言大义时,它既可以是“留白的艺术”,也可以是“取巧的艺术”。
经验性写作:叙述腔调的单一
近年来“非虚构”概念崛起,且佳作频出,可以看作是散文领域“经验性写作”的重要进展。散文本就是注重经验的文学体裁,中国又有着几千年的史传传统。因此,即便非虚构写作是一个外来概念,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却并不困难。此外,非虚构概念的引入,也使得散文走向厚重有了新的可能性。它可以不再一味以纤巧为能事,或借文化以自重。总之,我们有太多理由去称颂“非虚构”概念带给中国当代散文的广阔空间。但是,就其目前的整体创作情况而言,仍有一个局限是有待突破的,即叙述腔调的单一。
自现代散文诞生的那一刻起,叙述腔调问题就困扰着写作者。“谁在讲述”与“对谁讲述”,不仅关系到写作者的自我设定和预期读者定位,更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在当下的部分非虚构作品中,我所深切感受到的一个问题是,虽然不同的作者在讲着不同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口吻、姿态乃至语言风格,往往出奇地一致。我总是能够从中清晰看见一个感喟深沉、久经沧桑的叙述者形象。对于经验性写作而言,单一的叙述腔调当然不会影响到叙述本身的展开,但是,对特定叙述腔调的“共享”,无疑意味着写作者的取巧与懒惰。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娟近年的一系列非虚构作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她总是能够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是李娟的声音在讲述,而不是一个模模糊糊的、高度类型化的声音。
散文的本性:人的学识、经历、思想的自然呈现
以上列举的三个方向,分别从艺术、思想、经验三个方面为现代散文的文学性提供了支点。最后,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散文是什么?我想,对于近百年的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来说,这是比“散文怎么写”更关键的问题,它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散文应该怎么写。
1935年,朱自清就曾写过一篇《什么是散文?》,他首先指出散文是“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部门的东西”,“所包甚狭”,又进一步论定现代散文即抒情文、小品文。朱自清的这一思路颇具代表性。只看近几十年来纯文学期刊所刊载的散文情况,便可发现现代散文走的是一条不断狭窄化的道路。写作者与研究者作为边缘人的焦虑感迫使他们不断地区分什么是文学的、什么不是文学的,并最终将散文写作引向类型化、专业化。然而,散文之所以为散文,恰恰在于它是不专业乃至“反专业化”的。正如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所言:“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此处的“业余”指的并不是对写作技术门槛的降低,而是指散文是内在于人的,它是一个人的学识、经历、思考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自然而然的呈现。
换言之,它要求写作者必须不那么“用力”,必须尽可能地舒展。可是,当我们越来越将散文写作的未来寄托在几个发力点上的时候,即便因为力量的集中而取得一时之效,但终究是与自然、舒展、雍容、松弛的文境渐行渐远了。因此,如果要我对散文下一定义的话,我愿说,散文不是对生活的艺术性描摹,对于优秀的散文家而言,散文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