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史表明,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磨合乃至冲突、碰撞,正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常态。近代以来,在机器大工业的推动下,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交融和交锋,正在空前广阔的时空中展开。这个壮阔的历史进程目前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具体到中华文明的现实处境及其未来命运上,在这一从古未有的文明大交流中,我们应有所担当、有所把握,进而有所作为。
古与今:接续传统,推陈出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学宗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目的不在于复古、守旧,也不是为立言而立言,而是周游列国,身体力行,实现重构社会秩序的理想。后期儒家的发展,如西汉董仲舒,面对汉初统治阶级治国理政的迫切需要,以诠释春秋公羊学入手,建构起以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为核心范畴的儒学体系,开创了孔孟之学的经学时代。魏晋时期,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此时印度佛学传入东土后风头正劲,传统纲常名教无力维系世道人心,名教与自然之争遂成为这一时期哲学思想演进的主轴曹氏父子的建安文学、竹林七贤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创造性解注《老子》等,意在借古喻今,具有强烈现实指向。隋唐三百年,大乱大治,人心思定,儒道佛互有消长,韩愈力推古文运动,《原道》《原儒》尊崇儒学、力排佛老,文起八代之衰,实为一代宗师。赵宋立国,重文抑武,在理论创造上,周敦颐、张横渠、二程、朱熹接着韩愈往下讲,出入于佛老而复归于儒学,援佛入儒,由道入理,由此开启了儒学发展的程朱理学阶段。
近年来有学者力主崖山之后,已无中华的说法,如果说数千年华夏传承仅仅系于士人阶层的话,那么随着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的式微抑或消亡,华夏文化应该说也会随其消亡,然而,正像后人看到的那样,文化上落后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最终都以服膺中华文化为归宿。
这一文化宿命一直到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来袭才被打破。何以至此,又如何突破?晚清重臣张之洞力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终难脱新瓶旧酒之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等以救亡图存为急务,倡导科学与民主,与维护传统延续为使命的丁文江等形成科玄之争。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新一代学人致力于整理国故、返本开新,已然成为当今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碰撞的时代背景下,探寻中华文化走向新生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与西:开放交流,综合创新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的历史新机,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明显增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文化动因。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殷商盘庚时期,文明滥觞应该更为久远。相比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古希腊文明,中华文明从远古一路走来,历经挑战,九曲百转,却始终奔腾向前,从未中断。何以至此?这不能不说与中华文明与生俱来的理性务实、博大平易、厚德包容的胸襟有直接关系。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实用理性,显然是想借此与西方文化的工具理性有所区分,但也容易造成中华文化功利、短视的印象。实际上,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世界文化传统的地方,在于它特有的人文情怀,在于它讲究不偏不倚的中庸立场。在中华文化史上,华夷之辨不绝于耳,但最终还是走向兼容并包、多元一体。多次、反复的文化撞击和冲突,锻造和锤炼了中华文化吸纳包容、和而不同、刚柔相济的品格。不打不相识,人是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没有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就没有文化的更新和蜕变,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中华文化从来不怕异质文化的冲突,怕的是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我们失却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怕的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我们迷失应有的战略定力和发展方向。如今,中西方文化正面碰撞正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蓬勃展开,中国综合国力的空前提升极大地振奋了国人士气,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已然显现,中国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在为全人类贡献力量和智慧。然而,我们更应警醒的是,一部中华文化曲折发展史深刻表明,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交融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尤其是面对源于古希腊罗马文明、与中华文化相反相成的西方文化形态,可谓是狭路相逢。面临着既要增强文化自信,同时也要务实开放、学习借鉴的双重历史任务,可谓任重道远。从未来发展看,民族复兴的壮阔洪流为中华文化走向新生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中华文化的重构和新生则将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标志;中华文化能否在这场空前深刻而广泛的文化交流、交锋、交融中实现自我更新、凤凰涅盘,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到世界的根本走势;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是客观的历史过程,确保这个进程顺利运转,出路在于秉持平等互利、开放合作的态度,任何过于强调自身主体性和优越性的态度及做法,都将被历史无情地宣判为狭隘和自私的偏见。
文化大同是人类大同社会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个不同文化样式和文明形态交流互鉴、氤氲消长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新形态既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独霸一方,也不会是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一花独放,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作为文化交流互鉴的基本原则,已经深刻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根本指向和必然归宿。而这一原则的真正贯彻和最后实现,其实也正是中华文化真精神的传承延续和发扬光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复兴关乎世界文化乃至人类的前途命运,并非痴人说梦。
知与行:实践第一,理论创新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从问题本身寻找。一定的文化是以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等为物质基础的。那种离开国计民生,抛却当下国人的精神状况,就文化谈文化,不仅不会有结果,反而有害。一言以蔽之,中华文化植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深厚社会土壤,复兴中华文化也必须自觉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洪流,才会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前提。
历史上能够称得上硕学鸿儒的文化中坚,无不是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孜孜于济世救民、匡扶天下。孔子有所谓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讲的是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区别。在治学上,孔子还讲为己与为人的不同。近代以来不少学人学贯中西,尽管渊源有自、观点各异,但皆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之精神,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皆能以天下苍生为念,怀揣兴灭继绝的信念,以整理国故、弘扬传统为己任。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屡开新境的重要动因。
当代中国,正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上疾步前行,文化建设的任务尤为紧迫。如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好接续传统、返本开新,以及如何以开放的胸襟学习借鉴、综合创新,一个不能背离的根本点应该还是在于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这不仅仅因为知行合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治学方法,更重要、更根本的在于它其实正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所在。

中华文明自古提倡 仁义礼智信,以儒家思想为主
法家思想为辅,通此两大家学维系社会的发展。何来西方的宗教之说?

中华文化延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极其罕见,这与作为中华文化主脉的中原文化的基本特质密切相关。

中华文化的“和而不同”和“有教无类”一系列特质与西方以一神论为主流的宗教特质以及僵化地看待体质-语言差异的民族主义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原题:中华文明重在“天道”而非民族主义
作者及来源:马戎 , 文化纵横

若要真分出个所以然,我泱泱华夏只有 “家学” , 而从
无“宗教”之谈。最近在读南怀瑾先生之作,书中有言:“如果你读遍五经,才能弄清楚
孔子平常不轻易讲鬼神与生死存亡之道
。不然的话孔子早已在两千年前,就变成中国的一位宗教教主了,就会像西方的宗教专门搞那些传统的神秘学,容易使人误入歧途,而不是成为如今的
大成至圣先师的万世师表,永为人道人伦教化的大圣人了”。

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信仰体系来保持自身凝聚力并得以持续发展,否则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政治-文化共同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在中华传统里似乎也应当有自己的“宗教”。所以钱穆说:“则果谓中国亦有宗教,宜称为孔教,亦无疑”。任继愈认为“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儒教虽然缺少一般宗教的外在特征,却具有宗教的一切本质属性”。
钱穆在另一篇文章中这样论及中国的“宗教”:“或疑中国民族乃一无宗教无信仰之民族,是殊不然。中国自有其宗教,自有其信仰,特其宗教信仰之发展,亦别自有其蹊径。……中国古代宗教,有两大特点:一则政治与宗教平行合流,宗教着眼于大群全体,而不落于小我私祈求、私吁请之范围,因此而遂得抟成大社会,建立大统一之国家。……中国宗教因早与政治合流,故其神与神之间,乃亦秩然有序,肃然有制。既不如耶教、回教之单一而具不容忍性,亦不如印度希腊神话之离奇而有散漫性”。
这表明钱穆认为中华文化共同体还是有自己的信仰,但中华传统的信仰与其他宗教相比具有不同特点,因此他将之归为不同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另类“宗教”。葛剑雄认为“儒教具有准宗教的性质……我认为在中国社会真正起作用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儒教”。刘小枫则指出:“儒家在品质上是政治哲学,儒家与儒教的关系如何,取决于儒生自己心里清楚自己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宗教与其他两种类型的灵魂的关系”。

今天国内学者们使用的许多概念均是近代从西方社会传入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中国传统讲的“教”“族”“国”与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源自西方“普世概念”的“宗教”(religion)、“民族”(nation)、“国”(state)很不一样。作为一个延续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中国人当然有自己的思想信仰体系,但正如苏秉琦和钱穆两位先生所言,中国人的传统信仰自有其特质,就像中国的文字不同于其他文明所创造的文字一样。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信仰种类很多,古代的自然崇拜,近代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神论、法西斯主义等等都可以视为信仰,但未必都可以被归类为“宗教”。

在对《社会通诠》译本所做的评议中,19世纪70年代曾留学英国的严复把中国帝王与欧洲帝王进行了比较:“读此则知东西立国之相异,而国民资格,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且其社会,固宗法之社会也,故又曰,元后作民父母。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
直至今日,国家官员们在中国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父母官”,在国内任何地区如果在经济财政、民生就业、物资供应、抢险救灾、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健、教育质量、宗教管理、社会保障、道德治安甚至环境生态等方面出现任何问题,中国国民都会指责政府部门的失职,而政府官员也会被问责,似乎官员们仍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在西方国家中的政府,主要责任限于国防(“兵”)和执法(“刑”)。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道”观和民众对执政者角色功能的期望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我们在理解古代甚至今天的中国社会时,要认识到中国政府与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本质性差别。

即使欧洲国家在宗教改革后推行“政教分离”,但是直至今日,西方国家的文化基调和道德基石仍是(虚无的)基督教(宗教性)。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没有宗教的道德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是世俗性。

“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可见中国文化历史有多么独特。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重要原因)